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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着弗洛狄亚的车。他是为今晚的事而借这部车的。依约，他要在九点的时候在机场的地铁车站等她。九点整的时候，这辆车终于欲行又止地停在他的身旁。

“你是不应该故作坚持的。”她说。

高塔上的滑车还在他们的头顶上晃荡着，但是街上已经弥漫了宵禁的气氛。夜晚潮湿的空气中充满了秋天的气味。一轮残月挂在雾色蒙眬的天空中，正好就在他们的头上。偶尔，他们的手互相磨搓着。偶尔，他们的手也紧紧地握在一块。巴雷注视着后视镜，镜子被撞过，一角已破损，但他还是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后面有车子在跟踪他们，但不超车。卡佳向左转，但仍然没有任何车子超越他们。

她没说话，所以他也没有。他在想，他们到底是如何学到这些的，学会在什么地方可以放心地讲话，什么地方又不可以。从学校吗？从比他们年长的女孩子那儿吗？还是当你一到了青春期，你的家庭医生就自然会对你一再关照？“现在你该明白车子和墙壁都像人一样，都有耳朵在听的……”

他们正在一条布满坑洞的交通道上摇摇晃晃地开进了一处半完工的停车场。

“你得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大夫，”他们的目光在车子里交汇的时候，她对他做了如此警告，“你必须表现出非常严厉的样子。”

“我是大夫。”巴雷说。他们两人都不是在开玩笑。

他们借着微弱的月光踏着水坑绕来绕去，终于停进一个石棉制的雨棚。雨棚底下，有一条通道直通两扇门。门后有一个空的会客桌。在这儿，他第一次嗅到医院的味道：消毒水、地板蜡和外科用酒精味儿。她与他并肩快步越过一个水泥斑驳的大厅走道，一直走到一条铺着油布的走廊，并且通过一处大理石的值班台，柜台后面的女职员们个个拉长了脸。墙壁上的时钟指着十时二十五分。巴雷对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时钟所指的比表上的时间整整慢了十分钟。他们又经过另一个走廊，几个人一排排坐在椅子上。

候诊室是一个阴森森的地下墓穴，由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在它的一端，有一个突出地面的讲台。在另一端，两扇门在那儿摇摆着，门后就是洗手间。有人在那儿装上了一盏临时性的电灯，照着进出的路。借着它昏暗的光线，巴雷把一个木制柜台后面的空大衣架给移开去，再把担架推车摆好，然后再把一部古老的电话固定在靠他们最近的一根柱子上。一张长椅靠着墙，卡佳坐了上去，巴雷也在她的身旁坐下。

“他总是尽可能地准时。有时候他会因为电话线路没有接好而延迟一点时间。”她说。

“我可以跟他说话吗？”

“他会生气的。”

“为什么？”

“如果他们在长途电话上听到有人说英语，立刻就会加以注意的。这很正常。”

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男人，看上去像是刚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瞎眼士兵，从一道摇摆着的门摸索进了女厕所，和两名正好从里面出来的女人撞个正着。她们抓住了他，并且引他走向男厕所。卡佳打开了手提袋，拿出一本笔记和一支笔。

她说过他会在十点四十分时打电话过来的。十点四十分的时候他会试着做第一次联络。她也说过他不会讲太久的。即使电话是安全的，讲得太久也是不智之举。

她站起身来，低着头，像个常客一样，钻进衣帽间的值班台底下，走到放电话的地方。

歌德会不会告诉她他爱她？巴雷心里想着——“我实在太爱你了，爱到拿你的生命来为我冒险。”他会不会把他在信上对她说的那些情话再拿出来说一遍？或者，他会不会告诉她，为了涤清他那烦躁不安的灵魂，以她作为牺牲是可以接受的？

她就站在边道上，目光敏锐地瞪着那两扇门。她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她有没有听到些什么？或者她的心已经老早就飞到叶可夫身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