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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知道他还有信得过的朋友。”

“他曾经指定一位朋友做你们之间的联络代表，他自然也有其他的朋友可以为他做其他的事情。”她抽出那一封信，但并没有给他。

“这和你以前告诉我的不太一样。”他一面与自己生出的层出不穷的怀疑搏斗，一面很无奈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她丝毫不为所动。“一个人交朋友时，最忌讳的就是交浅言深。每个人都需要保护自己，这是正常的啊！”

“说得也是。”他同意她的说法。

安娜已经画完了自画像，迫不及待地等着别人的称赞。在画里，她把所采到的花都给描画在屋顶上。

“好极了！”巴雷叫道，“你告诉她我会把它挂在我的壁炉上面。只有那个地方才配挂她这幅画。在那个地方，左边有安西雅的一张滑雪照，右边有海尔驾驶帆船的照片。安娜的这张自画像可以挂在中间。”

“她问海尔多大了？”卡佳说道。

他真得想一想了。他先得回想海尔是哪一年生的，然后现在又是哪一年了，然后再在耳朵的嗡嗡声中费力地做一下减法。

“啊！现在嘛……海尔是二十四岁了。但是我担心他结婚结得很草率。”

安娜失望了。当卡佳恢复与巴雷的交谈后，她以责备的眼神看着他们。

“我一听到他失踪了，马上就通过我通常用的渠道，试着和他联络，但是都没有成功。我那时的心情真是低落到了极点。”她终于还是把那封信拿给了他，她的眼睛亮出快乐和解脱的光芒。就在他把信接过去的当儿，手有意无意地盖住了她的手，而她也让他这么做了。“然后，八天之前，也就是你从伦敦打电话来的两天后，是星期六，伊格打了电话到我家来，说：‘我有一些药要给你。我们一块喝杯咖啡，顺便把药给你。’‘药’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它指的是信。他的意思是要把叶可夫的信拿给我。我既惊又喜，上一次收到他的信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你看，就是这封信！”

“伊格是什么人？”巴雷说道。他故意把声音放大，好压住他自己脑袋里的喧嚣。

这封信有五页，是用一般有钱人都买不到的上好白纸写的。他的字迹工整。巴雷没有想到歌德还会写这种传统样式的文件。卡佳收回了她的手，轻轻地。

“伊格是叶可夫在列宁格勒的一个朋友。他们在一起读书的。”

她对他提出的问题觉得有点恼，也对他看到信时的老练反应感到不耐烦，虽然他也只能凭着信的外表来判断它。“他是政府一个部门的什么科学家。伊格是如何受雇的有什么重要？你要不要我把它翻译给你听？”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她告诉了他。他虽然有些怀疑，但听到她带刺的回话，心中反而有些高兴。我们应该有好几年，而不是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他想。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该拉过彼此的头发，应该乘着一切还没太晚之前，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都做了。他帮她拿着那封信，卡佳在他身后不经意地跪了下来，一只手扶在他的肩膀上以平衡身体，另一只手伸到前面指着信上的文字为他翻译。他感觉得出她的胸部触碰到自己的背部。他也感觉到，经过一阵思维的分析怀疑的可怕阴影已经退去，内心已经恢复了平静。

“这儿是他的地址，只是一个信箱号码。不过这很正常。”她说着，手指着右上角，“他那时是在一所特别的医院里，也许这所医院还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城市里。他是在病床上写这封信的。你可以看到他清醒的时候，字写得多么好看。他把信给了一位当时正准备来莫斯科的朋友。那位朋友把它交给了伊格，这种做法很正常。‘我亲爱的卡佳’——这不是他惯用的起头方式，他有另一种亲昵的表示方法；不过，别管它。‘我现在被一种肝炎给打倒了。但是对我来说，生病是有益的，不过幸好我还活着。’这是他一贯的讲法，先给你上一堂道德教育课。”她又指着信里的一处地方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的肝炎更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