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当研究与政治相遇（第4/11页）

如果我们将较贫穷的国家也作为研究对象，就会面临两大问题。首先，我们很难获得关于这些国家青少年生育率、心理疾病、社会流动性、社会凝聚力等问题的可供比较的数据。其次，这些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仍较低，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然大有好处；如果将这些国家也纳入研究范围，我们就必须在统计时对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行对数转换，这样才能揭示出不平等造成的影响。采取如此复杂的方法并不利于众多读者了解本书的主题。尽管如此，即使我们将较贫穷的国家也包括在内，研究结果也不会发生明显改变。对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凶杀案犯罪率——相关数据较易获得——的研究表明，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平等都是有益的。

为了符合自己的结论，精心挑选出某些国家，这样的做法会使得本书毫无意义。我们使用的是最为权威的数据，并且保留了所有对我们不利之处。例如，我们在讨论婴儿死亡率时并未将新加坡排除在外，尽管该国是非常明显的离群点：作为我们考察的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个，该国却有着最低的婴儿死亡率（见第82页的图表6.4）。

如果我们能够展现其他研究者收集的数据，我们就能揭示出不平等与各种社会问题之间更加强有力的关联。然而，这样势必引发能否相互比较的问题，因为其他研究者往往使用了不同方法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情况。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问题呈现出了相同的模式。因此，我们希望在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时，使用同一种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并且考察同一组国家；为了确认我们的结论，再以美国的50个州为研究对象，重复我们的分析，并加以对照。

本书试图尽可能简单、透明地展现收入不平等与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不需要任何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就能够理解图表的内容。在每章中，我们都指出研究发现不能归结于偶然。多数读者都不会感到书中存在任何难以理解的内容。但对于有此感受的读者，我们在平等基金会的网站上提供了更多数据与统计细节。

文化差异？

有人认为，我们揭示的关联是各国文化差异的反映，而非不平等造成的后果。

这种批评体现为两种形式。首先，有人认为，收入差距反映了潜在的文化差异，后者才是导致健康及社会问题的真正决定性因素。其次，有人认为应该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分析之外，因外它们的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

用“好”与“差”就足以衡量收入差距。但从数量和质量上衡量文化差异的标准却有无数种。在第13章中我们提到，瑞典和日本尽管在健康及社会问题方面表现都十分良好，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却很大，在女性就业率和参政率、核心家庭所占比例、实现平等的路径（是通过再分配，还是通过缩小税前收入差距）等方面都是如此。

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文化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两个国家都处在专制统治之下。然而，正如本书一再表明的，如今葡萄牙的不平等程度要比西班牙严重得多，其健康及社会问题同样更加严重。因此，文化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表现不同（例如瑞典和日本），文化相似性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表现相近（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重要的是收入差距的幅度，而不是文化因素。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预期寿命和不平等程度的排行榜上，美国和日本的位置发生了对调。1950年代时，美国比日本更加平等，健康状况也更加出色。但随着美国变得愈发不平等、日本变得愈发平等，日本的预期寿命也超越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如果关键因素在于文化而非不平等，那么，这两个国家经历的众多文化变革为何并未改变其健康及社会问题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