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当研究与政治相遇（第2/11页）

我们并不认为更加平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比较不平等社会中的所有人表现更好。我们并不认为更加平等社会中阶级地位最低、收入最低、教育程度最低者表现也要优于较不平等社会中地位最高、收入最高、教育程度最高者。我们只是将处于相同阶级、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的人进行了比较，并且发现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的表现更好。因此，就相同的收入与教育水平而言，与生活在较不平等社会的人相比，生活在更加平等社会的人生活质量要更高。图表8.4、13.2、13.3、13.4和13.5揭示的正是这一点。我们的结论是，最贫穷者通常从平等中获益最多，但即使富有者也能从中获益。

正如我们在第176页中指出的，就社会问题（包括心理健康、青少年生育、信任程度、凶杀案犯罪率和监狱人口）的严重程度而言，较不平等的社会与更加平等的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表明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健康状况和识字率等方面。如果只有最贫穷者才能从平等中获益的话，二者之间的差距不会如此之大。

不平等、阶级与社会地位

令有些社会学家感到惊讶的是，本书所关注的仅仅是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而没有考虑为数众多的关于阶级分类的细致研究。我们对此类研究怀有深深的敬意，但之所以未涉及这一话题，是因为对于本书的分析而言，阶级分类这一主题有着两项弱点。首先，各国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分类制度，因此很难进行跨国比较。例如，早年间在对瑞典与英格兰及威尔士各社会等级的健康状况进行比较时，瑞典的研究人员不得不按照英国的职业分类标准，重新划分数千名瑞典人的职业。我们在图表13.3和13.4中展现了相关研究结果。然而，即使能够对各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依然存在着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很难通过阶级分类来衡量各群体间差距的大小。与之相比，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收入差距将人们区分为不同的阶级，还可以衡量各群体间差距的大小。尽管收入不平等不能完美地反映社会地位分化的状况，但依然能够让我们充分了解社会。

对其他常见问题（关于种族、移民、国家大小、当地的不平等状况等问题）的回答，可以参见平等基金会网站的“常见问题”栏目。

公正的批评与无理的抨击

围绕着以流行病学为核心的公共卫生问题，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政治斗争：从19世纪关于下水道与洁净用水的冲突，到当代防止人们身处危险场所的立法，莫不如此。当科学证据向种种既得利益——产业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发起挑战时，政治斗争就会开始。

如今，学者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几乎一致同意，社会与经济环境是影响健康状况的最重要因素。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流行病学家之一杰弗里·罗斯（Geoffrey Rose）曾表示：“药物与政治不能也不应被分开。”我们愈发意识到，社会结构会对人类的健康与福祉产生深刻影响，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得科学与政治相遇。

任何领域的学者当然总会对彼此的研究成果提出批评，这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正常过程。然而，显然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发起的抨击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由熟知研究领域的同僚就研究方法和对证据的解读展开争论，而是由对相关文献一无所知且毫无贡献的人试图通过媒体令大众相信该研究会使人误入歧途。

如今，试图推翻大量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科学证据这一做法已经非常常见。近来，美国学者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康韦（Erik Conway）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一小撮科学家是如何遮蔽吸烟和全球变暖等问题真相的》（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一书中讲述了此类抨击行为。在不同问题上，活跃的常常是同一群人，他们通过各种技巧使得公众以为这些涉及公共政策的重大研究领域是充满争议的，但事实上科学结论早已十分明确。结果就是，公众对杀虫剂、烟草营销、酸雨、臭氧层空洞、二手烟的危害，以及全球变暖的应对被严重推迟了。一名对本书进行攻击的人士，近来还对禁烟政策和二手烟有害健康这一可靠的证据展开了抨击——这就是此类“贩卖怀疑的商人”的典型伎俩。幸运的是，他的作品不太可能有所成效：苏格兰、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罗马市、爱尔兰和英格兰在公共场合实施的禁烟令均促使死亡率下降，拯救了上千条生命；这一政策不太可能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