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当研究与政治相遇（第3/11页）

抨击为何不成立

在平等基金会的网站上，我们逐条反驳了“纳税人联盟”、“民主研究院”和“政策交流论坛”等组织提出的批评。由于内容相当冗长，在此我们只简要地概述这些批评与回应。

批评者采用的最主要策略是，认为提出在不平等与社会问题之间存在关联的只有我们。随后他们便逐条对我们揭示的关联提出质疑，认为这是统计学上的偶然因素、刻意挑选研究对象和问题造成的。例如，他们认为某项分析应该将美国排除在外，另一项分析应该把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排除在外；或者如果加入较贫穷国家的话，此种关联就会不复存在。

无论这种策略是否会对我们的研究产生影响，此类批评多半是零碎的、临时拼凑的，没有考虑其他学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证明类似关联的研究成果。如今有约200篇经同行审阅的论文检验了不同环境中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的关联，50多篇文章检验了不平等与暴力行为的关联，还有许多文章检验了不平等与信任程度及社会资本的关联。因此，认为这些关联并不存在的观点很难令人感到信服。持有此类观点的人并非是在提出学术批评，而是在进行政治抨击。

熟悉本领域的研究者进行的学术讨论主要关注的是该如何解释此种关联。因此，我们也对各种解读的长处和弱点进行了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此种关联表明，是不平等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除了少数例外，我们在前文中展示的一切研究成果都经过了同行审阅，并且曾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那么，对我们的批评有哪些？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

刻意挑选问题？

有批评人士认为我们刻意挑选了某些健康及社会问题。

《公平之怒》并不声称自己对所有社会问题都作出了解释，本书所针对的是那些具有社会坡度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下层社会更加常见。例如，我们并不认为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饮酒量增大，因为在多数国家，下层社会人士的饮酒量并非更大。与之相反，酗酒这一问题的确具有社会坡度，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酗酒引发的肝脏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也的确更高。我们还指出，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导致的死亡率在下层社会并非更高，这一现象与不平等之间也不存在关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脏病导致的死亡率，后者的社会坡度十分明显。

我们之所以在第2章中对富裕国家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福祉指数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就是为了表明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并未进行刻意挑选。该指数综合考虑了40项关于儿童福祉的指标（这些指标不是我们选择的），但与我们自己编制的健康及社会问题指数如出一辙：与收入不平等有着强有力的关联，但与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并无关联。

哪些国家？

批评人士还认为我们刻意挑选了某些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符合我们的结论。我们本应加入更多较贫穷的国家。

我们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标准，才选出了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我们的资料来源于2004年4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我们首先选取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位居前50的国家——世界银行采用“图谱法”，将所有国家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然后去除了那些无法获得可供比较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状况数据的国家和人口少于300万的国家（目的是将避税港排除在外），最后还剩下25个国家。我们之所以只考虑最富裕国家的情况，不是因为不平等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只在这些国家才存在，而是因为这些国家位于第7页的图表1.1右上角那段平坦的曲线上。这表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会再对预期寿命长短产生影响，因此更容易区分相对收入水平和绝对收入水平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