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平等与可持续性（第4/6页）

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在于，富人的消费降低了其他人的满足感，令他们感到低人一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创始人莱亚德在《幸福》（Happiness ）一书中指出，其他人的不满足感这一成本应该归咎于富人。就如同工厂排放的废气一样，他认为富人也应为此项成本买单。然而，他并未意识到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而仅仅是根据其他人所损失的幸福感来估算这一成本。他认为，为了弥补这一成本，应该向富人征收60%的税（前提是这一数字高于其他人支付的税率）。

有证据表明，不平等的确增加了人们的竞争压力，进而促进了消费。在美国与英国不平等状况加剧的这段时间里，储蓄率下降、负债增多了。弗兰克指出，尽管美国经济在1998年时空前繁荣，但每68个家庭中就有一个申请破产，这一数字是不平等尚未迅速加剧之前的1980年代初的四倍。截至2002年，平均每位持卡人背负的未偿付信用卡债务高达9000美元。弗兰克考察了十年内的变化，发现在不平等加剧速度最快的美国各州，破产率的增速也最快。不平等加剧使得人们难以维持相对生活水平。消费压力的增加使得人们储蓄更少，借贷更多，以至于消费需求的增加成为了长期经济繁荣与金融投机的一大推动力，而这种繁荣与投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经济危机。随着不平等加剧，广告支出也会上升，这一事实也能够佐证我们的结论。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广告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更高：美国和新西兰的广告支出比重高达挪威和丹麦的两倍。

各国工作时长的变化与不平等的关系同样能够证明不平等加剧了消费压力。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荣誉博士萨姆·鲍尔斯（Sam Bowles）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工作时长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不仅仅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工作时间往往更长，而且工作时间的变化是与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同步的。图表15.3表明，更长的工作时间是与更严重的不平等状况相伴的。生活在更加不平等国家的人们相当于每年要多工作两至三个月，不平等导致人们付出了每年少度假八至十二周的巨大代价。

另一项对美国国内状况的研究发现，如果姐妹的丈夫比自己的丈夫挣得多，那么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可能性会更大。另一项类似的研究指出，如果生活在较不平等的环境中，那么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当夫妻生活在男性收入不平等程度严重的地区时，妻子外出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关于储蓄、债务、破产率、广告支出和工作时间的许多数据都足以证明，不平等的确加剧了人们的消费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他人、追逐社会地位、跟随潮流等因素导致了消费主义盛行，其实质在于社会表象和社会地位。正因此，尽管经济增长并不能令我们获益，但我们依然会将之作为追逐的目标。人们之所以希望获得更多金钱，是因为这有助于改善自己的相对地位。因此，每个人对富裕的渴望，并不能汇总成全社会对经济增长的渴望。一项简单的试验足以证明，人们之所以渴望获得更多收入，实际上是因为渴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受访者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愿意成为富裕社会里的穷人，还是愿意成为贫穷社会里的富人。50%的受访者表示，即使需要放弃半数实际收入，也愿意成为贫穷社会里的富人。这项试验证明了我们是多么重视社会地位，并且解释了各富裕国家内部收入差距之所以比这些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更加重要的原因。一旦我们拥有了足够多的生活必需品，相对地位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

图表15.4：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人们的工作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