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平等与可持续性（第3/6页）

让我们以正在使用中的物品的存量，而非从消费到浪费的流动速度，来衡量物质生活水平。物品磨损的速度越快，变为废品的流动速度也越快。如果物质生活水平取决于使用中物品的数量，那么物品的破损就意味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我们应当做的不是通过消费来帮助企业不断卖出商品，而是制造和维护各种各样的耐用品。

显然，要想应对此类问题，必须给予富国和穷国不同的待遇。印度每年人均碳排放量为1.6吨，美国每年人均碳排放量则为24吨，两国不应获得同样的待遇。监管制度中还应包括有关“紧缩与趋同”和“上限与交易”的政策，目的在于逐年降低允许的碳排放量，最终实现全球人均碳排放水平的趋同。

恒稳态经济并不意味着停滞与缺乏变化，恰恰相反，向可持续的恒稳态经济转型的过程将激发大量的创新与变革。尽最大可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一直是创新与技术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设定资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上限，将对创新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谈到，数字化、电子通信和虚拟系统等不断取得进展的技术变革，创造出了许多“无重力的”经济部门，能够更加轻松地将高生活水平与低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结合起来。

人们常常认为，创新与不平等是紧密相关的，并且需要以经济激励作为前提。然而，图表15.3表明，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更加平等的社会往往具备更强的创造力，人均注册专利数要多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原因可能在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更多才能未得到充分开发，或是森严的等级制度会迫使人们循规蹈矩。无论如何，这都表明不平等会削弱社会的变革能力。

图表15.3：更加平等的社会创造力也更强。

不平等与消费主义

不平等与全球变暖之间的另一项关联在于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使得经济活动难以维持在可持续的水平上。对购物的痴迷使得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输掉了阻止全球变暖的战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仅仅导致我们像鸵鸟一样拒绝承认其造成的各种后果，还使得政府陷入了瘫痪状态，不敢采取任何会造成实质性变革的政策。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文化，减少对地球造成的威胁？

促进平等对于减少促使人们消费的文化压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们更加直言不讳的年代，前美联储理事、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沃利克（Henry Wallich）曾指出：“经济增长是收入平等的替代品。只要经济还在增长，人们就会抱有希望，也就会容忍巨大的收入差距。”然而这种关系也是双向的。不仅仅经济增长可以替代平等，而且平等也能够减少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这正是恒稳态经济的前提条件。

助长消费主义的一大因素在于对社会地位的争夺。在多数人看来，这更像是防御，而非竞争：如果不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我们就会落伍，一切都会变得寒酸、陈旧、过时。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指出，生活品质的高低总是相对的，取决于与他人的比较。他在《落伍：不平等加剧如何伤害中产阶级》（Falling Behind: How Rising Inequality Harms the Middle Class ）一书中写道：

没有人会否认，在1950年代令人感觉速度飞快的汽车，在今天只会令人感觉行动迟缓。类似的，对于相同面积的住宅而言，如果相邻的其他房屋都较小，那么它会显得更加宽敞一些；身着比其他面试者更加好看的正装，才是最合适的。简而言之，物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前言第viii至ix页。）

问题在于，二流的商品会让我们看上去像是二流人物。与富人和名人相比，我们难免相形见绌；而且差距越大就越容易被人察觉，越令人感到在意。由于不平等导致对于社会地位的争夺更加激烈，我们不得不拼命努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富人也许认为，自己之所以愿意为手表、汽车或其他奢侈品花费巨资，是因为自己“专注于细节和精致的工艺”；但奢侈品消费的真正意义在于，这表明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地位差距。所有广告商都明白这个道理：需要令人们感到自己是出类拔萃之人；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拥有最优质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