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我们的社会遗产（第2/8页）

人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早在17世纪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曾将资源稀缺引发冲突的危险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础。由于我们有着相同的需求，争夺稀缺的必需品会导致我们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持续冲突。霍布斯相信，由于这种危险的存在，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护和平。他认为，没有政府掌控大局，“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将会是“孤寂、贫穷、肮脏、残酷和短暂的”。

然而，霍布斯或许忽略了一项重要的因素。除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之外，人类还具有相互合作、学习、友爱、协作这一独特的潜力。鸵鸟或水獭固然不会帮助受伤的同伴，但人类会。我们不单单能够关心和保护他人，由于多数能力都是习得的，所以我们还得依靠他人才能掌握生存技能。类似的，人类实现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独特能力意味着我们具有从合作中获益这一独一无二的潜力。因此，我们不仅有可能成为彼此最大的对手，还有可能为彼此带来慰藉和安全。

我们之所以关注友谊与社会地位，是因为社会关系的质量事关人们的福祉，决定了他人究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对手，还是安全感、合作与支持的来源。社会生活的这些维度是如此关键，以至于缺少朋友和社会地位低下成为了当下富裕国家的人们长期压力的最主要来源。

尽管霍布斯正确地指出了同一物种成员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危险这一潜在问题，但他对于在有能力维持和平的政府出现之前社会所处状态的观点却错得离谱。如今我们更加了解狩猎与采集社会的情况，显然我们的祖先并非生活在持续的冲突之中。相反，正如萨林斯指出的，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持和平。为了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他们建立起了以礼物交换和食物共享为基础的、高度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生活，这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轻敌意，保持人际关系的和睦。购买、售卖和以物易物等与私利直接相关的交换方式一般都被认为是不可接受和不合法的。

这些模式证明了一条基本真理：物质与经济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关系。

经济学试验

传统经济学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将物质私利最大化这一内在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然而，一系列经济试验证明，事实远非如此。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志愿者被随机配对成“建议人”和“回应者”，但并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也不会碰面。“建议人”得到了一定数目的金钱，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给“回应者”一部分。“回应者”可以表示接受或是拒绝。如果“回应者”表示拒绝，那么两人将一无所获；如果“回应者”表示接受，那么两人就按照这一方案分走这笔钱。

每一组只进行一次游戏，因此没有理由为了迫使“建议人”提出更加慷慨的报价而拒绝金额较少的报价。因此，从私利出发，“回应者”应当接受任何报价，而“建议人”应当提出尽可能少的报价。

试验表明，黑猩猩的行为果真如此，但人类的行为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在发达社会中，“建议人”提出的报价一般在43%至48%之间，最常见的报价则是50%。我们倾向于牺牲自己的利益，与此前从未谋面、此后也不再有交集的陌生人平等地分享一笔财富。

“回应者”往往会拒绝低于20%的报价。“回应者”不惜损失这笔钱，也要惩罚贪婪的“建议人”。这种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他人的欲望，被称为“利他性质的惩罚”。这种惩罚对于强化合作行为、防止他人占小便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最后通牒游戏”这项研究与各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无关，但其考察的仍是人们与他人分享财富的行为平等与否，考察的是人们愿意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人（即使与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表明，人们更加愿意平等地对待他人，这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平等状况构成了极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