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我们的社会遗产（第4/8页）

善于社交的大脑

我们既可以对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他人即地狱”这一论断表示赞同，也能够认识到他人也可以成为天堂；这一事实表明了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多么的纠结。人们对影响心血管健康的最大压力来自何处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冲突与紧张关系是日常生活中给人带来最大压力的因素，对情绪会产生即时的和持久的影响”，这种压力比工作、金钱或其他困境导致的压力更加严重。社会互动对于人脑的进化有着重大影响，因为与他人关系的好坏不仅仅事关我们的福祉，还会影响到我们能否幸存和繁衍后代。

灵长类动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最先指出，各种灵长类动物群体规模的大小（是否独居、结伴生活，或是过着或大或小的群体生活）与其大脑中新皮质所占比重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一点充分证明了上述结论。群体规模越大，我们就需要更多新皮质来应对社会生活。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祖先所处的社群通常要大于其他灵长类，它们大脑中新皮质所占比重也要比其他灵长类高。由于新皮质对于人脑的发育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之所以变得比其他灵长类更加聪明，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过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

人类十分在意社会互动，在意他人说了些什么，在意他们可能的想法，在意他们是友善、随性，还是粗鲁，在意他们行为的动机，在意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所有社会过程都有赖于某些基本的社会技能，例如辨识并区分不同的面孔，使用语言，从肢体语言揣测他人的想法与感受，注意到他人的独特之处，理解并留心社会能够接受哪些行为、不能接受哪些行为，察觉并塑造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以及交朋友和应对冲突。然而，我们的大脑之所以进化成了进行互动的社会性器官，原因并不在于为了让他人感到愉悦，而是由于对我们而言，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正因此我们才如此在意社会关系。其他人之所以会成为我们的地狱或是天堂，原因就在于他们既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大的对手，也有可能成为合作、友爱和安全的最佳来源。

我们的双重遗产

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选拔标准。在某种环境中可能通往成功的某些特质，在另一环境中有可能无法助你成功。因此，人类开发出了不同的心理工具，既能适用于等级森严的社会，也能适用于平等的社会。支配与亲和这一策略是我们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通过这一策略，我们既知道如何交友和维持友谊、如何争夺社会地位，也知道何时应该交友、何时应该竞争。

支配策略几乎肯定出现于前人类时代。在石器时代平等的狩猎与采集社会中，这种策略是不适用的。在前人类时代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我们不仅仅形成了某些有助于争夺高社会地位的特质，还形成了某些充分利用低社会地位的策略（如果我们不幸地落得低下的社会地位的话）。尤其对于某些物种的雄性成员而言，危险在于社会地位低下就意味着进化之路走到了终点，为了避免这种局面，采取某些冒险的机会主义策略是值得的。

要想在争夺社会地位时胜出，仅仅渴望高地位、憎恶低地位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地位差异高度敏感，并且能够准确地对实力和地位作出比较：至关重要的是准确地区分有胜算的冲突和没有胜算的冲突。对于许多物种而言，在面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动物时，知道何时该退让，何时该挑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情。要想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就需要在他者眼中居于更加优越的地位。正是这一心理结构，为偏见、歧视和势利心态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越是感到来自地位较高者的鄙视，越是没有资源可供依靠，我们就越是渴望表现出对更加弱势者的优越感，从而重拾自尊。我们在第12章中提及的“骑自行车式反应”（如同自行车手的姿态一样：对强势者鞠躬；对弱势者则蹬踹）可能就源于这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