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社会流动性：机会不平等（第3/5页）

品位问题，文化问题

可见，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更低，贫富隔离更加严重。不平等似乎导致社会结构更加僵化，沿着社会阶梯上下流动更加困难。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等级次序更加森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更受限制。布尔迪厄指出，在金钱与资源等差异的外部，还覆盖着文化差异，后者则是势利态度与偏见的来源。我们都会根据一个人的品位来判断其处于哪个社会阶级：口音、着装、语言、阅读偏好、收视偏好、食物、运动、音乐、是否欣赏艺术等都是我们评判他人的标准。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士口音纯正，知道在“文雅的社会”中如何举止得体，还知道教育能够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将这些见解都传递给了子女，于是下一代同样能够在学校里和工作中取得成功，缔结美好的婚姻，找到高收入工作，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人成为了精英，并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精英地位。

人们既可以利用“良好的品位”等社会阶级的标志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还可以通过歧视和偏见等手段阻止社会地位较低者提升自己的地位。尽管现代社会主张机会平等这一意识形态，但品位及其反映的阶级问题依然导致人们不敢相信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我们在第8章所提及的“脸谱化造成的威胁”这一试验揭示了他人的看法会对人们的表现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布尔迪厄将精英为维持自己的独特地位而采取的行动称为“象征暴力”，简单来说，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歧视和势利。尽管种族偏见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谴责，但与之类似的阶级偏见却很少被人提及。

社会中的品位体系决定了哪些品位是高雅的，哪些是低俗的。其具体内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品位体系本身一直存在。布尔迪厄于1960年收集的事例如今看上去已经过时，但仍然很能说明问题。他发现，不同的社会阶级喜爱不同种类的音乐：下等阶级喜爱《蓝色多瑙河》的悦耳曲调，上等阶级则喜爱更加复杂的《平均律键盘曲集》；上等阶级喜爱抽象艺术和实验性小说，下等阶级则喜爱具象绘画和情节清晰的小说。然而，要是所有人都开始欣赏巴赫、毕加索和乔伊斯，那么上等阶级又会改变品位，转而欣赏某种新鲜事物——维持精英地位的方式就是重新划定界限。布尔迪厄所描述的现象是一种“文化产品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不平等就如同收入不平等一样，能对人造成深远的影响。

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Kate Fox）在《观察英国人》（Watching the English ）一书中描述了英国社会中代表社会阶级的标志物：例如对话、住所、汽车、服饰、食物，等等。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在《美国版本的势利》（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 ）一书中对美国进行了类似研究。两本书都既有趣，又博学，对于我们自己的虚伪表现和他人的糟糕品位，很难不报以嘲笑。

例如，你可以通过某人对晚餐的称呼（“tea”“dinner”或者“supper”）、对母亲的称呼（“mam”“mum”或者“mummy”），以及对外出聚会的称呼（“do”“function”或者“party”）来判断此人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还是上等阶级。

爱泼斯坦认为，势利态度指的是“你坐在宝马740i里，怡然自得地觉得自己比红灯前停在自己车旁的艳俗的卡迪拉克车车主优越；当你得知刚认识的一位女性之子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主修图片新闻，而你自己的女儿却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时，体会到的那种平静的快感”。然而，势利态度和对品位的追逐只不过是一场零和游戏。爱泼斯坦继续指出，某一天，在另一个红灯前，一辆宾利将停在你那可怜的宝马车旁，或者你刚认识的一位女性之子正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