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社会流动性：机会不平等（第2/5页）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数据表明，对收入水平位列最低五分之一的父母而言，其子女一代有36%的人在成年后收入水平同样位列最低的五分之一；对收入水平位列最高五分之一的父母而言，其子女一代也有36%的人在成年后收入水平同样位列最高的五分之一。上层人士依旧保持着自己的财富与地位，底层人士难以攀登收入阶梯，不过中间阶层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在收入差距扩大的那段时间内，英国的代际社会流动性同样降低了。

图表12.2：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于1950 至1980 年间有所提高，随后开始降低。

其次，我们注意到，教育开支的变化也促使我们更加相信，收入不平等加剧会削弱社会流动性。教育被普遍视为现代民主国家中促进社会流动性的主要发动机：教育程度更高者，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我们在第8章中探讨了不平等对教育成就和志向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在我们能够获得社会流动性相关数据的八个国家中，公共教育（包括中小学阶段）开支水平与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强有力的关联。在八国中最为平等的挪威，几乎所有（97.8%）教育支出都是公共开支。相较之下，在八国中最不平等的美国，只有约三分之二（68.2%）的教育支出是公共开支。这对于不同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产生重大影响。

向上爬，向外爬

第三，我们注意到，社会地位差距越大，就越容易导致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地理位置上隔离开来。这一点也有助于确认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联。

在美国，自从1970年代以来，随着不平等愈发严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隔离也变得愈发严重。政治经济学家保罗·亚尔戈夫斯基（Paul Jargowsky）对1970、1980和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这段时间内，穷人的居住区域变得愈发集中了。贫困集中率衡量的是一个城市中有多大比例的穷人生活在高度贫困的区域。根据亚尔戈夫斯基的估算，1970年时，大约每四名贫穷的黑人中就有一位居住在高度贫困的街区；到了199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三分之一。在这二十年间，白人的贫困集中率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扩大了。当贫困集中率很高时，人们不仅需要克服自己的贫困，还需要应对邻里的贫困所导致的后果。亚尔戈夫斯基指出，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90至2000年间贫困集中率有所降低，对于生活在内城区的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尤其如此。这一现象是与我们在第10章结尾处所讨论过的最贫穷美国人相对地位的改善相一致的。然而，尽管内城区的贫困集中率下降了，但城郊内环地区的贫困集中率却上升了。鉴于近年来美国经济在下滑，亚尔戈夫斯基警告称1990年代以来的进步趋势有可能被逆转。

在英国，当收入差距扩大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隔离同样变得更加严重。富人情愿花费更多钱，与穷人隔离开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经济地位不同者彼此隔离开来的现象愈发严重。正如美国贫民窟一样，英国贫困街区的景象同样将下层阶级的穷困状况暴露无遗。

大西洋两岸的研究者都明确地意识到，贫富隔离程度愈发严重，原因在于不平等加剧。穷人集中于贫困地区，会导致生活中的压力和困窘雪上加霜：对需要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人来说，通勤时间大大增加了；此外他们还面临着更高的交通意外风险、更低的学校教育水平、更加劣质的服务、更容易被黑帮暴力事件波及、生活环境遭到污染等问题。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对内城区贫困状况的经典研究中将生活在贫困街区的穷人称为“真正的弱势群体”。美国的两项研究表明，贫富隔离会导致人们的死亡风险上升；另外一项研究表明，更加不平等的城市贫富隔离程度也更加严重。这种状况自然会进一步削弱社会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