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社会流动性：机会不平等

所有与我们相似的人，就是“我们”；其他任何人，都是“他们”。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lping），

《我们与他们》（We and They ）

在某些过去及当代社会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社会流动性。在印度教种姓制度、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及奴隶制度中，宗教或法律制度规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民主国家中，人们在有生之年可以向上或向下流动（一代人之内的流动性）；相对于父母而言，后代也可以向上或向下流动（代际间的流动性）。当谈论机会平等时，我们所指的实际上就是社会流动性：即凭借个人价值和辛勤努力，每个人都能够令自己以及家人获得更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与实质平等不同，至少在理论上，持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珍视机会平等。即使他们并未积极推动社会流动性，也很少有政客会公然反对机会平等。那么，富裕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的社会流动性究竟如何呢？

社会流动性并不容易衡量，这需要长时段的数据，对人们进行跟踪研究，考察他们的起点与终点。一项权宜之计是通过收入流动性这一指标来衡量社会流动性，考察人们一生之中的收入变化，或是将其收入与父母进行比较。要衡量代际的流动性，这些长时段研究的覆盖范围就必须长达三十年，此时才能确定下一代人的收入水平。当获得了父母及其后代的收入数据后，就可以利用二者的相关性来衡量社会流动性。如果父母与孩子收入的相关性很强，这就意味着若父母富有则孩子往往也富有，若父母贫穷则孩子往往也贫穷。如果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很弱，这就意味着父母的收入状况对孩子的影响不大。（如今的平均收入比过去要高，但这一事实并不会影响比较的结果。）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们只能获得少数几个富裕国家有关代际社会流动性的数据，以此进行国际比较。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乔·布兰登（Jo Blanden）及其同事进行的研究。研究人员对八个国家进行了大范围、具有代表性的长时段研究，考察了孩子出生时父亲的收入水平以及孩子30岁时的收入水平，并且用二者之间的关联来衡量社会流动性。尽管数据仅来自八个国家，但代际社会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仍非常强有力。图表12.1显示，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社会流动性往往越低。事实上，与“美国梦”这一意识形态宣传的相反，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在八国中位列最末。英国的社会流动性也很低，联邦德国位居中游，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流动性明显更高。

由于数据来源国家有限，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尤其是考虑到我们无法获得美国国内的此类数据，来估算各州的社会流动性，并独立地检验社会流动性与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但通过多年来对社会流动情况、公共教育开支、地缘隔离状况的变化、社会学家对品位的研究和心理学家对错位攻击行为的研究，以及所谓“群体密度”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加以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图表12.1揭示的现象是可信的。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在经历了1950至1980年间的缓慢提高后，开始迅速降低。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的后几十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了。

图表12.1：更加不平等的国家，社会流动性也更低。

图表12.2使用的数据来自“2006至2007年度美国工作状况报告”。每一栏的高度代表的是父亲收入水平对于儿子收入水平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每一栏越低，表明父亲收入水平对于儿子收入水平的影响越弱，也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高。每一栏越高，就表明父亲富有往往意味着儿子也富有，父亲贫穷意味着儿子也贫穷，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性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