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肥胖：收入差距越大，腰围也就越大

食物是最原始的安慰。

——希拉·格雷厄姆（Sheila Graham）

在发达国家，肥胖这一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在某些国家，仅仅数年之内肥胖率便翻了一番。衡量肥胖程度的“体质指数”[1] 考虑了身高因素，避免仅仅因为某人个子高就将之贴上超重的标签。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体质指数”的划分标准：小于18.5为体重不足，18.5至24.9为体重正常，25至29.9为超重，大于30则为肥胖。在1970年代末的美国，接近半数人口为超重，15%为肥胖；如今，四分之三的人口为超重，接近三分之一为肥胖。在1980年的英国，接近40%的人口为超重，不到10%为肥胖；如今三分之二的成年人为超重，超过五分之一为肥胖。这是一场严重的健康危机，因为肥胖非常不利于健康：这会增加高血压、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胆囊疾病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如今，儿童的肥胖趋势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普遍估计这一代孩子的预期寿命会变短。对许多发达国家而言，自19世纪末有政府记录以来，预期寿命将首次缩短。

除了健康方面的后果外，肥胖还会对情绪和社交福祉造成影响：超重和肥胖的成年人与儿童十分痛苦。一名来自伊利诺伊州、体重达409磅的少年描述了自己的生理痛苦：“我的心脏在胸膛里作痛，我的手也很疼。这很吓人。”学校里的其他孩子会咒骂她，她的社交生活受到限制，她还感到自己的身体“几乎就像是一座监狱”——这些同样对她构成了伤害。

英国的小报《太阳报》（Sun ）于2007年春天重点报道了三名肥胖儿童。其中最年轻的男孩年仅8岁，体重为218磅，在学校——如果他上学的话——常常遭人欺负。由于体重过大导致行动不便，他常常无法到校；此外，他也不被要求身着校服，因为没有他能穿着的尺码。他9岁的姐姐体重为196磅，同样受到了儿童和成年人的欺负和取笑。她表示自己“有时难以呼吸”，对于“只能身着难看的衣服”和无法在游乐场游玩感到难过。三人中最年长的男孩体重也最重，12岁的他体重为280磅。他非常不开心，由于攻击咒骂自己的同学，他已经遭到了两所学校的驱逐，在第三所学校也被停课了。

“致胖”环境

许多人相信肥胖是基因决定的。毫无疑问，基因的确会对人们是否容易超重产生影响。但许多国家肥胖率的急剧上升不能归结于基因因素。肥胖的蔓延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的。人们往往会认为原因在于：高能量食物的成本、烹饪难易程度和可及性都发生了变化，快餐厅遍地开花，微波炉的普及，以及烹饪技巧的减退。其他人则认为原因在于工作时间和空闲时间身体活动的减少，开车更加频繁，学校里体育课时被压缩。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要合力导致我们肥胖。然而，如果情况仅仅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发现更加富有者肥胖率更高，因为他们能够购买更多食物、汽车，等等；我们还应该发现所有富裕国家肥胖率都很高。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于第1章和第6章讨论过的流行病学转型期，慢性疾病取代传染病成为了首要致死因素。此时，肥胖的社会分布状况也发生了改变。过去富人肥胖，穷人瘦削，现在发达国家的情况发生了逆转。世界卫生组织于1980年代发起了一项研究，监控26个国家的心血管疾病发病趋势，以及导致该疾病以及肥胖的风险因子。该研究发现，随着肥胖率增加，其社会坡度也变得更为陡峭。到了1990年代初，在所有26个国家中，贫穷的女性都比富有的女性更容易肥胖；在21个国家中，贫穷的男性都比富有的男性更容易肥胖。正如记者波莉·汤因比（Polly Toynbee）于2004年所言：“肥胖是一个阶级问题。”她指出，美国肥胖率高、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肥胖率低，这证明了并非所有的现代富裕国家都面临严重的肥胖问题；因此她表示收入不平等也许是导致肥胖蔓延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