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生理健康与预期寿命

悲伤的灵魂会比病菌更加迅速地杀死你。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与查理同行》（Travels with Charley ）

决定健康状况的物质与心理因素

随着社会变得富裕以及我们所处环境的变化，我们所遭受的疾病以及最重要的致病因素也发生了变化。

公共卫生的历史就是对于致病因素的认识不断变化的历史。在19世纪，改革者收集的数据显示，生活在贫民窟里的穷人忍受着疾病和早逝等痛苦。这引发了伟大的卫生改良运动：排水系统、垃圾回收系统、公共浴室、体面的住房、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食品卫生的改善等改革大幅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延长了。

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述，当传染病不再成为主要的死亡原因时，工业化国家经历了一场“流行病学转型”，心脏病、癌症等慢性病取代传染病，成为了致病和致死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改善人们健康状况的最主要方法在于“选择生活方式”和“避免风险因素”，从而预防这些慢性疾病。吸烟、高脂肪饮食、锻炼和酒精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在20世纪的下半叶，关于决定健康状况的因素，研究人员有了令人惊讶的新发现。他们开始相信压力会导致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病。于是，心脏病被认为是管理人员的疾病，是担负着重大责任的商界人士面临的巨大压力导致的。长期跟踪英国男性公务员健康状况的“白厅一期”研究开始于1967年，目标在于调查导致心脏病及其他慢性疾病的因素。研究人员本以为会发现居于最高职位的公务员患上心脏病的风险也最高，然而，他们实际发现公务员职位高低与死亡率高低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级别较低者（信使、门房等）死亡率为级别较高者（管理人员）的三倍。

“白厅一期”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后续的“白厅二期”研究（将女性也包括在内）表明，工作地位低不仅与患上心脏病的高风险有关联，还与某些种类的癌症、慢性肺病、肠胃疾病、抑郁症、自杀、因病缺勤、背部疼痛和自我汇报的健康问题有关。那么，糟糕的健康状况是地位低导致的，还是不同级别公务员的不同生活方式导致的？

较低级别的公务员的确更有可能肥胖、吸烟、血压高、较少锻炼。他们因心脏病去世的风险更高，但上述因素对于这种变化的解释力度只有三分之一。此外，显然也无法用绝对贫困和失业等因素来解释，因为所有研究人员都从事着有薪酬的工作。在研究人员多年来曾探讨过的因素中，工作压力以及对于自己工作的掌控感似乎是导致健康状况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如今许多国家关于各种疾病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社会地位低会对生理健康造成明显影响，而且影响波及的不仅仅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除了强调社会地位的重大影响外，“白厅研究”传递出的另一重要信息就在于此。健康状况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坡度，我们所处的相对地位有着重大影响；从社会阶梯的底端到顶端，比我们地位高者健康状况更好，比我们地位低者健康状况更差。理解健康状况的社会坡度就意味着理解为何高级管理人员的寿命比专业和行政人员长，以及理解为何穷人的健康状况较差。

除了对于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之外，其他会影响生理健康状况的因素还包括我们是否感到幸福，心态是乐观还是悲观，我们对他人是否怀有敌意或是侵略性。我们的心态会对健康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如果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较低，就很难觉得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很难感到幸福、乐观。

影响我们健康状况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心态，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同样十分重要。早在19世纪末，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对自杀的研究就提出了这一观念。涂尔干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人口自杀率与融入社会的程度以及社会是否在经历剧变和动荡有关。不过，直到1970年代流行病学家才开始系统地调查人们的社交网络与健康状况有何种关联。他们发现，朋友较少者面临的死亡风险更高。有朋友、配偶、属于某个宗教团体或其他组织、有支持自己的人相伴，都对我们的健康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