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21（第2/6页）

一八八三年，离雷莫哥哥的死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瓦格纳患上了胸部的炎肿，一蹶不振，退居到威尼斯的一个王宫里，随身还带着那些“奇妙乐曲”的秘密，这些乐曲还会吸引门槛外面的那些“欢欣的灵魂”。马克思也是在这一年逝世的，比巴枯宁早了七年。路德维希二世，施塔恩贝格的那个隐居者，还要苦熬三年，跟他的那些幻象以及他自己的肉体斗争（“多一些亲吻，上帝！多一些亲吻！”），然后才投湖自杀。鲁道夫正因为是金枝玉叶，不能摆脱乃父独立施展其政治抱负，只得从一场狩猎到另一场狩猎，从一个情妇换到另一个情妇，于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步步走到了玛耶林。他的母亲伊丽莎白皇后，仿佛是个美丽的幽灵，在希腊科孚她的花园里重读海涅的诗，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昏昏然地驶进了狂风暴雨中的希腊海。战地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得了心脏病，从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回来之后定居在伦敦，躺在一张长椅上度过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漫长日子。红十字会的创建者邓南特周游列国，为他的事业寻求支持，而当时，大家对他的提议普遍漠不关心或者心存疑虑，他又急又气，几乎半疯。一八八七年他要求瑞士阿彭策尔的一个养老院给他一个床位，他要在那里打发余生。尼采在锡尔马利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分子的平庸苟且，很是愤慨，一八八三年左右开始构思有关超人的雷霆闪电。但他疲惫不堪灰心丧气，眼睛差不多半瞎了。一八八八年圣诞节的那天，扑到一匹被鞭打的马的脖子上，终于进入了他的漫长的黄昏。易卜生定居在罗马，动笔写他那预言性的作品《人民公敌》。作品中，一个人单枪匹马与全世界精神和肉体的腐朽败坏做斗争。福楼拜未老先衰，一八八〇年就谢世了，跟他的布瓦尔与佩居谢一样窘困潦倒。（“我仿佛穿过无穷无尽的寂寥走向不知何处的前方……我既是荒野，也是旅客和骆驼。”）奥克塔夫逝世的那年，约瑟夫·康拉德正乘船在利物浦和澳大利亚之间来往穿梭。直到一八八七年，他才来到布鲁塞尔，得到一艘专跑刚果的轮船船长的职位。又过了两年，他又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饱览了剥削殖民地的那些“黑心肠”，从灵魂到肉体都几乎崩溃。雷莫幸亏死得比较早，没有看到非洲的这种悲惨景象，否则他也会像康拉德一样，陷入沉思，并为此痛苦的。至于雨果，这位死于一八八五年的预言家，那时已是八十岁的老翁，还在写亚历山大体的诗句，闹恋爱，想念上帝，思虑重重地端详着裸女。丁尼生一直到一八九二年才跨过了生死的藩篱。把雷莫写在这些光辉显赫的名字旁边，仿佛是在讽刺奚落。就像他哥哥说的一样，雷莫周围是民众的一片冷漠，好像连死后也无葬身之地，只有并无才华的奥克塔夫在有关比利时文学的手稿中才提到了几笔。不过，这哥儿俩也被那个时代从上而下吹来的一股罡风刮得无影无踪，而那个时代就像堆在二十世纪这个深渊边上的一道巨大的、密密实实的堤坝，远远地、沉甸甸地悬在我们头上。

按照布列塔尼或者埃诺的算法，这两位舅姥爷精确地说都不是近亲，然而，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亲上加亲却把我与这两个死去的魂灵拉近了，因为我身上四分之一的血与他们身上一半的血出自同一个源头。不过对血液的分析并不能提供什么重要证明。对这类细节十分好奇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在这兄弟俩（尽管彼此完全不同）和他们几代之后的外甥孙女之间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不同之处来自时代和命运。性别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一八六〇年的一个男青年所受的束缚与一九三〇年的一个少女受的拘束都差不多。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绝大多数都与文化有关，但从某一个程度开始，文化就代表着一种选择，使我们按照更为精微的同一性来聚分群类。就像那兄弟俩一样，我也在树下阅读赫西奥德和忒奥克里托斯的作品；我不知不觉地又像他们那样在比他们那时受到更多蹂躏和损害的世界上旅行。但如今，过了四十年以后来看，那时的世界反倒显得又干净又平和。按照社会地位或是钱财多寡来区别与你相同还是不同，其实并不那么容易。一九三〇年左右，社会地位远没有像半个世纪前对伊雷内的儿子们那么重要，或者说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钱，il gran nemico有时候也是个好朋友，又重要，又不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