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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我说，“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她仔细地看着我，很多人都曾这么做过：细看我的脸，找寻妈妈的痕迹，享受某种奇怪的刺激感，这么接近那个女人的血亲。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报纸偶尔还是会提到她，称她为蛇蝎美人。我察觉她的视线扫过我的伤疤，她嘴巴微张，看来她爱大惊小怪的乡巴佬本色，是这身套装和波波头也遮掩不了的。

“如果你想的话，也许我能找张照片来。”我说。

她眨眼两回，红了脸，然后忙着拨弄鼓起的档案夹，试着要把所有的散页拢成整齐的一叠。我注意到有一张散页飘落，掉在矮桌下方。她没看到纸张溜走，我思忖要不要告诉她。毕竟，上头讲的是我的事，严格地说，不就算是我的吗？我当然会在下回访视时归还——我又不是贼。我想象妈妈的声音，低声说我想得没错，社工都是一些自以为善心的好事之人。琼·马伦啪地把橡皮筋套上档案，要提那张纸的时机过去了。

“我……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讨论的吗？”她问。

“没有，谢谢。”我说，让笑容尽可能灿烂。她看起来相当困窘，甚至有点害怕。我很失望，我原本的目标是表现得亲切友善。

“那么，暂时先这样喽，艾莉诺，我就不打扰你了。”她一边继续说着，一边将档案收入公文包，语调轻松随性，“周末有什么计划吗？”

“我要到医院探病。”我说。

“噢，那不错啊，探病总是能逗病人开心，不是吗？”

“是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以前没去医院探过病。”

“当然了。你自己就在医院度过了不少时间。”她说。

我盯着她看。我们对彼此的认识程度天差地别，真是太不公平了。我想，为了纠正这种状况，社工应该列一张事实清单给新客户，上头提供他们自己的信息。说到底，她可以不受限制地取得那份大大的棕色档案夹，有如“艾莉诺大百科”，长达二十年的信息，里头就写着我人生的私密细节。但我却只知道她的名字和她的雇主。

“如果你知道那件事的话，那你就该明白，能去探访我的人，就只有警察和我的法定代理人。”我说。

她张着嘴凝视我，让我联想到游乐场里小丑的脑袋，只要将乒乓球抛进他们张开的大嘴里，就可以得到一条金鱼。我替她开门，看着她的视线反复转向那只改造过的青蛙。

“半年后见喽，艾莉诺。”她迟疑地说，“祝你好运。”

我以特别温柔的动作在她背后把门关上。

她没谈起波莉，我觉得蛮怪的。荒谬的是，我替波莉觉得受到了忽视。它在我们会面期间一直坐在角落里，显然是房里最抢眼的物件。我美丽的波莉，用煞风景的形容是“鹦鹉盆栽”，有时称作“刚果凤仙”，可是我总是用辉煌的拉丁文全名“Impatiens niamniamensis”来叫它。我常常大声说“Niamniamensis”，这听起来像是亲吻，“m”的音迫使你合上双唇，滚过辅音，舌头往前发出“n”的音，然后越过“s”的音。波莉的祖先，最早来自遥远的非洲。嗯，我们大家都是。它是我童年以来唯一的常数，唯一存活下来的生物。它是一份生日礼物，可是奇怪的是，我竟然不记得是谁送的。说到底，我不是那种常收到礼物的女生。

它原本在我儿时的卧室，一路跟着我待过寄养家庭和儿童之家，而就像我一样，它也依然在。我照顾它、呵护它，它被人摔在地上或扔掉的时候，我把它捡起来，重新种回盆子里。它喜欢光线，而且会口渴。除此之外，它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照顾和关注，大多时候自力更生。有时候，我会和它讲讲话，我并不耻于承认这点。沉默和孤独排山倒海而来，像冰一样压垮并凿穿我时，我有时候不得不开口说话，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