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1]（第3/6页）

乘气球旅行是轻率的，首先是结局难料，因为气球旅行者太容易成为风的玩物，这里指的是政治的风。所以，不足为奇的是，我们的飞行家总要分外细心地收听所有的天气预报，有时他还试图自己来预报天气。这就是说，他不仅要知道出发地点或途经地区的天气，而且还要了解他的目的地的天气，因为，我们的气球旅行家是注定要归家的。

或许，事情的第三个实情在于，流亡作家大体上说是一些爱回忆往事、爱追溯过去的人。换句话说，对往事的回忆在他的存在中起着过重的作用 (与其他人的生活相比)，回忆笼罩了他的现实，使他的未来暗淡，比常见的浓雾还要朦胧。就像但丁《地狱篇》中的那些伪先知，他的脑袋永远向后，他的眼泪或唾液顺着两块肩胛骨之间的脊背往下流。他是否天生就具有哀婉的性格，这并非问题的核心，因为他在国外的读者注定有限，于是，他不得不去追忆从前那些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众多读者。前者灌给他毒液，后者却刺激着他的想象。即便他获得了旅行的自由，即便他真的完成了几次旅行，他仍会在写作中抓住与过去相同的素材，创造出一些其先前作品的续篇。在诉诸这样的主题时，流亡作家最喜欢遥想奥维德的罗马、但丁的佛罗伦萨以及——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乔伊斯的都柏林。

的确，我们已经有了一份家谱，一份很长的家谱。如果我们愿意，便可以将这份家谱一直回溯至亚当。然而，我们必须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份家谱在公众和我们自己的心目中可能占据的位置。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贵族家庭在数代之后或革命之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家族之树从来都无法形成一片森林，也从来不会遮掩一片森林；而森林如今正在发展。我在这里混淆了两种比喻，但我这么做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要在这里指出，认为我们的未来也能像上文提及的几位大师那样辉煌，这与其说是傲慢，不如说是无礼。当然，作家总是看重死后的声誉，一位流亡作家则更是如此，他先前的国家使他遭受的人为淡忘并没有给他太多的灵感，而自由市场上批评界对于其同代人的热情却刺激了他的想象。然而，人们必须小心提防这种自我隔绝，原因只有一个，在人口爆炸的时代，文学也具有人口统计学上的意义。如今，每一个读者都受到了众多作家的包围。在三四十年前，一个成年人头脑中待读的书籍也就三四十本，待读的作家也就三四十位；如今，这个数字恐怕要成千上万了。今天，人们走进一家书店，就像是进了音像店。要想听完所有那些合集和个人专集，也许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在那些成千上万的作者中很少有流亡作家，即便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也很少见。但是，公众却愿意阅读那些成千上万的东西，而不愿阅读你，尽管你的头上顶有光环，这并非故意作对或有人挑拨，而是由于，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公众站在平庸与垃圾一边。换句话说，公众想要阅读他们自己。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街道上，在白天或黑夜的任何一个时刻，没听说过你的人总要比听说过你的人更多。

当前这种对流亡文学的兴趣，自然与专制制度的崛起密切相关。这或许为我们提供了赢得未来读者的机会，尽管我们宁愿不要这样一种保险。部分地是由于这一高贵的告诫，但更主要地是因为他始终在想象着他凯旋故乡的荣耀未来，于是，流亡作家便紧紧地握着他的枪。但是他又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他为什么要换一种方式呢？既然未来总是难以预测，他为什么要去设想另一种未来呢？不太差劲的老法子至少已经为他做了一件好事，即为他赢得了流亡。流亡，毕竟是一种成功。为什么不试着再走一程呢？为什么不将那不太差劲的老法子再用上一遍呢？抛开其余的一切不谈，如今它就含有人种学的素材，这也正是西方、北方或东方的(如果你与右翼的专制发生了冲突)各家出版社所热衷的。将同一块地皮踩上两遍，这永远会有产生杰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也不会被你的出版社所忽略，或至少，它能使将来的学者在你的作品中发现“神话创造”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