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1]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个迷人的、灯光通明的房间，在这寒冷的十二月的夜晚讨论流亡作家的处境时，让我们暂停片刻，想一想那些自然无法来到这个房间的人。比如说，让我们想一想那些在西德的大街上闲逛、对周围的现实感到陌生或羡慕不已的土耳其打工者们^{[2]。或者，让我们想一想那些漂泊在公海上或已在澳大利亚内地安置下来的越南船民。让我们想一想那些越过南加利福尼亚的山沟、躲过边境巡警进入美国领土的墨西哥偷渡劳工。或者，让我们想一想那些乘船抵达科威特或沙特阿拉伯的巴基斯坦人，他们饥不择食地承担了靠石油致富的当地人不屑于做的那些卑贱工作。让我们想一想那些逃避饥荒、徒步穿越大沙漠走向索马里的埃塞俄比亚人(或者相反，是走向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好了，我们该到此为止了，因为，用来想一想的片刻已经过去，虽说在这个单子上还可以有很多添加。从未有任何人对这样的人做过统计，也永远没有任何人，包括联合国的那些救济组织在内，会进行这样的统计：数量以数百万计的他们难以被统计清楚，正是他们构成了所谓“移民”，之所以使用这一称谓是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词，或者，是由于缺少更深的同情心。}

无论用怎样一个更合适的名字来称谓这一现象，无论这些人有着怎样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无论他们会对他们所抛弃以及他们所投向的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绝对清楚的：他们使一本正经地谈论流亡作家处境这样一件事变得非常困难了。

但是，我们必须谈论；这不仅由于文学和贫困一样历来都是照顾自己的同类，而且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也许至今尚无根据的信念，即如果这个世界的主人们能更好地阅读，那么，迫使千百万人走上流亡之路的苛政和苦难就会减少。既然我们对于一个更好世界的希望很少有立足之地，既然其他每件事情看来都同样会失败，那么，我们就需要坚信，文学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辞，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3]。我们必须谈论，因为我们必须坚持：文学是人的辨别力之最伟大的导师，它无疑比任何教义都更伟大，如果妨碍文学的自然存在，阻碍人们从文学中获得教益的能力，那么，社会便会削弱其潜力，减缓其进化步伐，最终也许会使其结构面临危险。如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和我们自己对话，那么就更好了：这并非为了我们自己，而或许是为了文学。}

打工者们和各种类型的流亡者们有效地取下了流亡作家西服翻领上的那朵兰花，无论流亡作家是否愿意。移位和错位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常见现象。我们的流亡作家与一位打工者或一位政治流亡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均在从不好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问题的实情在于，一个人脱离了专制，则只能流亡至民主。因为，由来已久的流亡已不再是老样子了。它不会再让人离开文明的罗马去往野蛮的萨尔马希亚^{[4]，也不会，比如说，把一个人从保加利亚送往中国。不，通常而言，它是一个由政治和经济的闭塞之地向先进的工业化社会的转移，它的唇边还挂着关于个人自由的最新词汇。需要补充的是，对于一位流亡作家来说，走这条路在许多方面就像是回家，因为他离那些一直在给他以灵感的理想之归宿更近了。}

如果有人要将一个流亡作家的生活归入某一体裁，那么这就是悲喜剧。由于他前世的生活，他能远比民主制度下的居民更强烈地体会到民主制度的社会优势和物质优势。然而，恰恰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主要的副产品是语言上的障碍)，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在新社会中扮演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角色。他所抵达的民主向他提供了人身安全，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无论他流亡与否，能够接受这样的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