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1]（第2/6页）

因为，对举足轻重的追求常常就是作家职业中最主要的构成。至少可以说，这常常就是文学生涯的结果。对于一位流亡作家而言，这几乎毫无例外地就是他流亡的原因。我非常希望在此补充的一点就是，作家心中的这种愿望，就是他本人对他原先所处社会的纵向结构所作出的条件反射。(对于一位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作家来说，这种愿望的出现则表明了每一种民主对于其无宪法历史的返祖记忆。)

就这一点而言，一位流亡作家的处境的确远不如一位打工者或一般的流亡者。他渴求赢得承认，这使他焦躁不安，使他忘记了，他作为大学教师、讲师、小杂志编辑或撰稿人(这些都是流亡作家现今最常见的职业)所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那些从事卑贱工作的人们。这么说，我们这位老兄是有些道德败坏，这几乎确定无疑。但是，一个满足于无足轻重、无人问津、默默无闻的作家，又几乎像格陵兰岛上的凤头鹦鹉一样罕见，即便是在最佳的环境之中。在流亡作家中，这样的态度几乎完全不存在。至少，在这个房间里是不存在的。这自然可以理解，但仍然是令人伤悲的。

这令人伤悲，其原因在于，如果说流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便是它能教会人谦卑。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把流亡称为教授谦卑这一美德的最后一课。这堂课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尤其珍贵，因为它向作家展示了一幅最为深邃的透视图。如济慈所言：“你远在人类之中。”^{[5]消失于人类，消失于人群(人群？)，置身于亿万人之中；做众所周知的那座草堆中的一根针，但要是有人正在寻找的一根针，这便是流亡的全部含义。丢掉你的虚荣心吧，它说道，你不过是沙漠中的一粒沙子。别用你的笔友来丈量你，而要用人类的无穷来丈量你自己：它几乎和非人类的无穷一样严峻。你就应该道出这种无穷，而不应道出你的妒忌或野心。}

不用说，这一呼唤还没有得到关注。不知为何，一位生活的评论者总是更看重他的地位，而非他的对象，当他流亡时，他就会认为他的位置已糟到极致，不应再雪上加霜了。至于此类呼吁，他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他也许是对的，尽管关于谦卑的呼唤永远是及时的。事情的另一实情在于，流亡是一种形而上的状态。至少，它具有很强、很明显的形而上性质；忽视或是回避它，就是在欺骗自己，使你忘记你所经历的一切所具有的意义，就是在宣判自己，使自己永远处于被动接受者的位置，就是使自己僵化，成为一个没有理解能力的牺牲品。

由于缺少很好的例子，人们还无法描绘出另一种可能的行为方式(尽管想到了切斯瓦夫·米沃什^{[6]和罗伯特·穆济尔[7])。也许这没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要谈论的显然是流亡的现实，而不是流亡的潜能。这流亡的现实就包含着一位流亡作家为恢复其意义、其领导角色以及其权威所进行的不懈斗争和策划。他最为看重的，当然还是家乡的同胞；但是，在其流亡者同伴们聚居的险恶村庄里，他也同样想当家做主。对其处境的形而上状态他视而不见，所关注的则是那些眼前的、实际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去败坏处境同样尴尬的同行的名誉，与敌对出版物粗暴论战，接受英国广播公司、德国广播公司、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和美国之音难以计数的采访，一封封地发公开信，一次次地上新闻媒介发声明，一趟趟地出席各种会议——请你们罗列下去吧。先前消耗在购买食品的队列中或小官员们那有霉味的接待室里的那种能量，现在释放了出来，不受任何约束。没有任何人能够抑制他，更不用说他的亲人了(因为，他如今可以说是成了恺撒之妻，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