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第3/5页）

聿明从游击战训练营寄来的信很乐观。他讲述了我国空军配备的新式苏联战机，比日寇大部分飞机的性能更优越。甚至这个季节都让他高兴。冬天是我们的朋友，他写道，重庆雾气浓重，不到春分时节，敌人无法实施空袭。受训前他已经获得晋升，受训后又再次得到提拔。

他现在是国军上尉了，我想，应该有权决定行军的地点和时机，他一定有办法派人来带我去见他。与此同时，我练习书法，陪伴孩子们。晴朗的日子里，我给他们穿上棉袄，和婆婆一起带他们去皓月园或毓园。我每天做饭、读书。有时岛上会放电影——一般是外国电影，因为大部分中国电影公司都关闭了。婆婆和我看过《陈查理在檀香山》，很有趣，但没法和我最喜欢的中国电影《新女性》相提并论。

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又开了几次会，但大家的热情褪去了很多。范昊甫、闪电和蟋蟀这三个核心成员似乎都已经对此失去了兴致。

我没有告诉魏先生我参与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的事。那年冬天，每回拜访他时，我们就谈论前方传来的捷报——我军夺回日军占据的开封要塞，战士们毁坏桥梁，切断通信线路。这些小胜利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一天，当阜阳战役获胜的消息传来时，魏先生特别高兴。“我们要将日寇彻底打垮。”他大呼。他身后灰茫茫的大海里依然泊着战舰，但我们不再去数有多少只。“日寇也许会赢得几场战役，但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点头称是。最终获胜的结果对老人是个安慰，是一位历史学家对胜利的长远观点。个中苦乐无从估量。

魏先生在窗前踱步，蓝色长袍飘摆，他双手背在身后，念出曾试图攻占中国的侵略者，从茹毛饮血的古时北方部落开始，顺着时间长河，列出所有在他看来无一不是被赶走或被同化的侵略者——吐蕃人、突厥人、东胡人。当他说到元代时，我表示反对，蒙古人统治整个或部分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把他们当成被同化的侵略者，我不大认同。

“不好意思。”他说，“我话太多。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小学童了。”他把我的茶杯斟满，拿起一本期刊。“看过这个没？”这是重新发行的“外国出版报刊”《中国苏格兰时报》的文艺副刊。我纳闷在其名下注册了这份报纸的那个苏格兰生意人，他是否像人们说的那样丑，他怎么能做到像流氓一样无所事事却领着丰厚的薪水。

“没有，我还没看过这期。”我接过来扫了眼目录，便看到魏先生的笔名。“先生，您不觉得该另取个笔名吗？人人都知道这是您。”

他起身去厨房，“说说你的看法。”

他的诗表面上是关于一个老人多年来信守对妻子的爱情和忠贞，但当前情形下，读者会自然理解为一个爱国者对祖国坚定不移的情感。魏先生的遣词用句一如既往地精妙准确。

“太棒了！”他回来时我说，“非常感人。”

“不，不，这并无新意。来，吃点东西。”他递给我一个包子。

早孕反应已经过去了，一看见食物，我的胃就咕咕欢唱。“不了，谢谢先生。”我还是客套了一番。

“一口就没了。”

“请留给师奶吧。”

师奶从门口朝我招招手，“吃吧。”她说，“还多着呢。”

我们吃着包子，魏先生拿起文艺副刊，“郑惕也有首诗发表在这期。”他翻到那一页，“写得很不凡。”

他把期刊递给我，探身坐在椅子边沿等我读完，“说说看，你怎么想？”

我正要回答，就看到作者本人闯进房间。

“老师。”郑惕叫道，看见我又停下来，半扬起手打了招呼，旋即坐进椅子，无精打采地靠着，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他头发乱蓬蓬的，像没有梳洗过，西式粗花呢夹克下的衬衫皱皱巴巴，领口敞开着。他甚至没有假意推辞一下，就接过师奶递来的热气腾腾的包子，放在旁边桌上晾凉，又径自拿出一支烟。这怎么可能，我暗忖，如此粗野之人，竟能写出那样优雅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