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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的朋友，一个自称蜻蜓、身材娇小的大嗓门女孩，已经就位。她站在队列里和难民聊天的样子，活脱脱就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等着领饭的无家可归的人。我站在书店前，假装饶有兴致地打量橱窗里陈列的二手书和教材，实际却在利用玻璃窗的倒映观察她。早饭前开始的反胃感觉依然还在，恶心、虚弱与我每次表演前都会产生的紧张焦虑混合在一起。我揉揉胸口，吞咽了一下。我想作呕，但好像又吐不出来。严重的孕吐不会来得这么迟，我不过是有点怯场，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已经表演过八九次了，从未遇到任何问题。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方董事一定很希望鼓浪屿警察能阻止我们，但警察毫无动静。即使警察局长派人来，他们也绝无抓到我们的可能。我们的节目非常逼真，时间又短，等有人意识到他们观看的是一场表演时，我们早已结束演出，混进人群中了。

我退后一步，想看到闪电在玻璃窗里的影子。他蹲在旁边，跟联盟另一个成员假装下跳棋，两人都已经准备就绪。本场戏里的另一个主角，人称匕首的瘦弱年轻人，正在一个门道闲逛，恰如佩璐的舞台指示要求，他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但又不至令人起疑。今天这场表演由佩璐负责，范昊甫在忙别的事。我的角色很简单，是个看热闹的人，会跟闪电顶两句嘴，让他可借机喊出抵抗日本侵略的口号。

表演在即，“观众”已经面朝紧闭的酱菜厂大门，在街头自动排起两条长龙。据佩璐说，大门在20分钟后才会打开。她没有告诉家人关于联盟的事，所以我很惊讶她把这场戏设置在她丈夫的工厂门口，我觉得这过于冒险，工厂员工很可能会看到她。

我观察着玻璃窗里倒映的人群，看是否有人认得我。我也没有告诉家人。我们不穿戏服，所以不能指望靠服饰妆容来藏匿。此时我扎着短发辫，脸上没有化妆，起皱的棉布裤子和简单的蓝色上衣毫不起眼。我转身，与佩璐对视一眼。

“准备好了？”她用嘴型询问，玻璃窗里，她的眼睛反射着书店的红色灯光，像火焰在燃烧。

我点点头，“准备好了。”

街头剧场上无形的帷幕升起，佩璐抬右手示意。

第一个出场的演员匕首，从门道悠闲地逛出来。闪电和下棋的同伴几乎头也没抬。那个女孩，蜻蜓，正起劲儿地和另一个女人聊天，没注意到匕首已慢慢靠近，把手伸向了她的口袋。根据剧情，他得手后要走开十步，她才可以去摸裤袋。

“我的钱！”蜻蜓尖叫起来，嗓音高亢，“有人偷了我的钱！”

一瞬间，所有人都转过来盯着她，这个涨红了脸，发了疯似的女人正在张皇四顾。

“他在那儿！”她指着匕首大喊，这人似乎还没来得及把她用作钱包的亮粉色小布包藏起来。

他拔腿就跑，一些硬币从包里掉出来。“小偷！小偷！”众人喊道，“拦住他！”有人伸手去拦，但“小偷”还是逃脱了，那个差点抓住“小偷”的英雄一脚跐在掀翻的红黑跳棋子上，摔了个趔趄。

随即，闪电擒住了匕首，“站着别动！”他说着抓过钱包，把它合上，高高抛向蜻蜓。“小姐，”他喊道，钱包越过众人头顶，“这些钱是你的，不是这个无法无天的贼子的。”

人群中响起窃窃私语。

“你怎么敢偷一个可怜的难民？”闪电盘问“小偷”。

其他难民纷纷摇头，冲匕首指指点点。他怎么敢这么做？

匕首垂着脑袋，泪眼汪汪，“我能有什么办法？”他的声音娴熟地糅合了愤怒和悲伤，“我也是个难民，没有钱。我的小妹妹病了，得吃药。”

“我们都不好过。”有人反驳，“为什么要偷我们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