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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父母也打麻将。客厅的牌桌是为女眷摆的，书房里则为男人摆着一桌。夏天他们在院子里打，脚边蚊香袅袅。我坐在角落里听他们的动静，先是哗啦啦的洗牌声，然后是比较规律的摸牌出牌声，自始至终伴随着的吃喝声——杯子叮当作响、嗑瓜子、剥核桃，到了晚上，就是碗筷瓢盆、蟹腿鸡骨的大合唱。我最喜欢他们出牌和吃牌时喊出的声音——红中、西风、六条。一开始我把红中、白板、发财几种麻将牌编成各种故事。后来我开始默记他们每个人坐的位置、他们的嗓音、他们要和不要的牌，然后我就能猜出每个人手上有什么，谁又会和牌。

这会儿，嚼着花生呷着汽水的同时，我也观察着每个人的牌风。阿玲热情有余而定力不够，琪琪头脑精明但不善计算，佩璐跟我才是棋逢对手——从前读书时她也一直是我的竞争对手。第一圈是东风局，我和佩璐轻而易举地占了阿玲姐妹俩的上风。我用门牙磕开一颗瓜子，含了一会儿瓜子壳，品尝着盐和八角的滋味。虽说西瓜子并没有多少营养成分，我还是庆幸我们囤积了足够的零食。我知道军队不会浪费空间来贮存瓜子，可我希望聿明能吃到像样的食物。他是不会在信里写这些事的。我倒是盼望他写。婆婆见我瞟向门口，对我摇了摇头。

轮到我坐庄。我连糊了两把牌后，阿玲抱怨道，“哎呀，安丽又翻倍了。”大家算好点数，付清各自的账。佩璐摇了摇小银铃，女佣过来拿走饮料杯，换上茶杯。

“你该搽点胭脂。”阿玲歪头打量着佩璐，说道，“再涂点亮色口红。你丈夫一定会喜欢。”

佩璐示意女佣倒茶，“他太忙了，哪顾得上我擦不擦口红。”她丈夫家经营着一个酱菜厂，岛上人人都知道，自从厦门失守后，酱菜厂就日夜不停工。他们腌萝卜、大头菜、莴苣，反正家家户户都是要吃酱菜的，但大部分时候是在熬粥赈济难民，每人每天四碗。我们很多人都捐了钱，但多亏了酱菜厂提供大锅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捐出汽油罐用来煮粥，不然厦门来的难民就得挨饿了。

阿玲吹着热茶。“我丈夫对我总是很上心的。”她说，“无论他什么时候下班回来。”

“或是赌完回来。”她姐姐接口道。

我们把余下的牌墙推倒，重新洗牌。“佩璐的丈夫可是平民英雄呢。”阿玲说，“我们家本辉，怪可怜见的……”她的下巴颤抖了一下。“他担心得要命。国内的生意完蛋了，又去不了吕宋岛和雅加达的分公司。”她从袖笼里拈出一条手帕。

“安丽的丈夫正在为我们大家冒生命危险。”佩璐说，“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阿玲和琪琪的红色指甲在浅象牙白麻将牌上转动着——喜庆的红、利是封的红、鲜血的红。“邮政又通了，你一定很开心。”阿玲的红宝石戒指在灯下闪耀。

我摸麻将牌的手迟缓下来。通了邮政，却没收到邮件。我从阿玲的肩上瞥了一眼那盆玉树花。阿州在轻声啼哭，奶妈把他跑在胸前又摇又拍，最后伸出小指头让他吮吸。

我看着宝宝一边吮，一边不安地扭动，阿玲也伸出涂着红指甲的手指，舔上面的盐味和蒜味。奶妈摇阿州摇得更快了，却毫无效果。

我摇摇骰子，刚要掷下，阿州尖叫起来。我扔掉骰子，推开座椅。够了！

“安丽，”阿玲和琪琪不约而同地抗议道，“你让奶妈照顾嘛。”

我抱起阿州，亲了亲他咸咸的脸蛋。“您帮我打牌行吗？”我问婆婆，“我想回去，在家里才好给他喂奶。”

“当然可以。”婆婆说。

佩璐的母亲送我到大门口。“要不你一会儿再来。”她说。

“谢谢，我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