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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男人转过头来。“雾岛号战舰。”他说着咧开上唇，露出一颗闪闪的金牙，“还有伊势号。”

一位穿着体面的高个男人转身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名字？”

“你说呢？我懂点日语。”

“所以你承认喽？”

“为什么不承认？”

高个男子啐了一口。我认识他，邓鹏辉，父亲合作过的投资商。他依然身穿传统的蓝长袍和短马褂，白袖口翻在外面。

“你有没有中国人的骨气？”他怒气冲冲地问，“你不会为这帮魔鬼强盗做事吧？”

“我当然会喽。我可是当间谍的好料子，你不觉得吗？”

邓鹏辉飞快打量了一下对方，年轻人身穿一件皱巴巴的棉外套，眉毛上方歪扣着一顶英式高帽，正满脸得意地笑着。“嗯，你的确是。”邓鹏辉说。

这位自诩的间谍转身去跟别人炫耀他的学识，我则上前主动问候邓先生。父亲已离世三年，但提起他的名字，我依然红了眼眶。

邓先生倒没在意。“令尊是位正直的人。”他说，“他眼光独到，无论是开发燕窝新市场，还是扩大橡胶生意，他的判断总是很准。”

我们并肩站立，凝视着这片将鼓浪屿和厦门岛分隔开的五百米海域。厦门天际线的基本轮廓并未改变，只是建筑被战火熏黑了，沙滩伤痕密布，海滨昔日的热闹欢腾不复存在。邓先生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皮面小记事本，“我每天早上都会来这儿。”他说，“所有军事行动，战舰、船只及飞机的数目变化，只要从这儿可见的，我都会记录下来。它们全在我日记里，有日期可考。”他又把笔记本放回口袋。

“您记这些做什么？”

“跟任何时间或金钱投资一样，它未来的确切价值是无法预估的。”他又掏出一只价值不菲的双筒望远镜，“你知道5月份那3天死了多少人？”

我摇头。

“没人知道。”他靠过来，低沉地说道，“但我能告诉你，从这里能看到的尸体有1168具，全部被遗留在沙滩上慢慢腐烂。数尸体，可不是件好玩的事。”他摸了摸鼻子，苦着脸说，“大部分人受不了那气味。”

“我也受不了。”我承认道，回忆起自己站在堤岸后面，用手帕捂着口鼻的情形。

“这些无辜的死难者理应受到尊重。”他说，“最起码也要把他们的数目记录下来。”他陷入沉默，凝望对面的沙滩，那些尸体曾扔在沙滩上被太阳暴晒，成为海蟹和秃鹫的腹中餐。日伪政权过了很久才下令把尸体拉去埋掉，那时尸身已经无从辨认了。

“你看。”他指着一艘在日本旗下飘着邮政小旗的汽艇，“每周的邮船。”不久前，在一片所谓恢复正常生活的宣传鼓吹声中，日本人重新启动了邮政业务。虽说食品和煤炭短缺，虽说有一半的工厂不是关闭就是控制在汉奸走狗们手中，但我们总算是有了正常的邮政业务。这是他们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小弟”拯救“大哥”的骗人花招之一。为什么国统区和敌占区之间连邮件都不能互通？邮船上载的是别人丈夫的家书，并没有我丈夫的。

阳光折射在雾岛号上，金光闪闪，一如那位知道它名字的男人的金牙。我搓搓手，庆幸自己穿了夹袄。一阵带着海藻味的轻风吹过脸颊。突然，藏在海滩下面的一只白鹭嗖的一声轻快腾空。我回头再去看邮船，船头激起的浪花在不停翻飞。蓦然间，不知怎的，我心中浮起一个念头，今天将非同寻常。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会收到他的消息。

回家路上，这个念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走过剧院、澡堂，几乎脚不沾地，感觉不到脚下的鹅卵石，接着我走入房屋店铺林立的蜿蜒小巷，钢琴声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里飘出来。我想象着聿明的笔迹，他的字潇洒自信，而且，身为工程师，他总是习惯性地为信件段落一一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