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我的遗憾（第4/6页）

刚来德国的几年，卡在集市里扛过包，给人搬过家，给土耳其人教过英语，还干过漆匠之类的活儿。在申请成为“政治流亡者”，开始领“难民补贴”之后，卡就和“土耳其人之家”（他就是在这儿找到那些活儿的）的共产主义分子疏远开来了。这些遭流放的土耳其共产主义分子觉得卡太内向，而且还有点中产阶级的味道。最后的十二年里，卡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就是在图书馆、文化馆和土耳其人协会里给大家朗诵他写的诗。只有土耳其人才来听他朗诵诗（人数偶尔也能超过二十人），如果一个月能有三次这样的机会，他就能挣上五百马克，再加上四百马克的难民补贴，这样他就能撑到月底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椅子和烟灰缸都是破破烂烂的，电炉也生了锈。起初，对于房东的责备我很气愤，还打算把卡所有的东西统统塞到旧箱子和袋子里带走，包括他的枕头（上面还残留着他头发的味道）、腰带和领带（我印象里他高中时就开始用了）、“巴利”牌的鞋（他曾在给我的信上说过，尽管鞋尖已经被脚趾顶烂了，可他还是把它当作拖鞋在家里穿）、牙刷和漱口杯、三百五十多本书、旧电视机和他从未对我提起过的录像机、已经穿破了的夹克衫和衬衣，以及他从土耳其带来而且已经穿了十八年的睡衣。不过我在写字桌上并没有找到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急了，我可是为了它才来法兰克福的。

在从法兰克福写给我的最后几封信里，卡曾高兴地提到过，花了四年的时间他终于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集。诗集的名字叫“雪”，里面大部分的诗都是他在卡尔斯灵感爆发时写在绿皮本子上的。从卡尔斯回来后，他发现这些诗中间竟然存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深层次”的联系。在法兰克福的四年他都用来修改这些诗了，这是个非常艰辛、折磨人的工作。因为在卡尔斯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些诗句，仿佛是有人伏在他的耳边轻声告诉他的一样，而在法兰克福时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因此，卡试图找出诗集中的逻辑，并且按照这种逻辑来进行修改。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告诉我，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他要到德国的一些城市通过朗诵来检验他的诗，等一切妥当之后他会把诗集打印出来，给我寄一本，给伊斯坦布尔的出版商寄一本。在信中他还问我，我能不能在书的封底上写上一两句话，给出版商、我们共同的好友法希尔寄去?

卡的书桌正对着窗外那些被茫茫白雪和夜色吞噬的房顶。作为诗人，卡的书桌整齐得出人意料。桌上铺着一层绿色的呢子布，右边摆着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卡对自己在卡尔斯的生活和在卡尔斯写的诗的评论，左边放着他正在读的书和杂志，两边还对称地放着一部电话和一盏铜制的台灯。我紧张地朝抽屉里看去，朝着书和杂志堆里看去，朝着卡收集的剪报（和很多土耳其人一样，卡也喜欢收集剪报）里看去，朝着衣柜里、床上、浴室和厨房的小柜里，甚至是冰箱和小衣袋里看去，总之屋里头所有能放下一本书的角落我都看了。我不相信这本诗集就会这么不见了。塔尔库特·厄尔钦一边抽着烟一边欣赏着法兰克福的雪景，而我则把刚才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如果不在汉堡之行他带在身边的手提包里，那他肯定把它放在了家里。如果诗集没有全部完成的话，卡是不会把其中任何一首诗打印出来的，他认为这是不吉利的，可他在信中说诗集已经完成了呀。

两个小时后，我还没找到卡的绿皮诗本，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告诉自己这个诗本，至少他的诗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只不过因为着急我没有发现罢了。房东敲门时，我把桌子上、抽屉里能找到的所有本子，上面有卡的笔迹的纸张统统装进了手里的塑料袋里，此外，我把随意摆在录像机旁边的色情带子（这证明卡的家里从来就没有客人来过）也装进了上面印有“卡夫霍夫”字样的购物袋里。我想找件卡的东西留作纪念，就像游人在出远门之前要把生活中某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带在身边一样。可我又和过去一样不知道选什么好了。最后桌子上的烟灰缸、烟盒、用来拆信封的小刀、床头的钟、已经烂成一条一条的破坎肩（在冬夜他总是把这件坎肩穿在睡衣外边，所以上面至今还残留着他身上的味道）、卡和他妹妹在多尔玛巴赫切的码头上拍的照片，就连他的脏袜子、从未用过的手帕、厨房里的叉子甚至于我从垃圾筐里拣出的烟盒，我统统把它们都塞到了袋子里。上一次，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见面时，卡曾问过我要写什么样的小说，我就把《无辜者博物馆》中的故事情节讲给了他听，这些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