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我的遗憾

在法兰克福

距卡来卡尔斯时相隔四年，离他死的那天相隔四十二天，我去了法兰克福，去了他在法兰克福的住处，他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八年。那是二月的一个雨雪天，还刮着风。我是早上坐飞机从伊斯坦布尔去的法兰克福，这座城市，比卡给我寄了十六年的明信片上的还要无趣。除了从身边疾驰而过的黑色轿车、像个幽灵似的时有时无的有轨电车、手拿雨伞快步前行的家庭主妇们之外，街上空荡荡的。天是那么的阴，是那么的暗，虽然是中午，可街上的路灯都亮着，发出黄色的光。

位于市中心的火车站周围，人行道上满是烤肉店、旅行社、卖冷饮和性用品的商店，我很高兴这儿也有这些让大都市充满活力的东西。住进旅馆后，我和一个爱好文学的土耳其裔德国青年通了电话，是他在我的请求之下邀请我来德国在“人民之家”发表演讲的。和他通完电话之后，我就去了车站的一家意大利咖啡馆，和塔尔库特·厄尔钦见了面。我是在伊斯坦布尔从卡的妹妹那儿拿到他的电话号码的。塔尔库特·厄尔钦大概六十岁左右，心肠很好却略显疲惫，他是法兰克福最熟悉卡的人了。在卡死后警方的调查过程中，他给警方提供了线索，他还打电话回伊斯坦布尔和卡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并帮着把卡的尸体运回了土耳其。卡曾经说过从卡尔斯回来四年后他才完成了诗集，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想诗集的草稿是不是在他德国的家中，我问过他的父亲和妹妹他都留下了些什么东西。那时，他们没有心情去德国，于是他们请我代为收拾卡的遗物。

塔尔库特·厄尔钦是60年代初来法兰克福的第一批移民，在土耳其人协会和慈善机构从事了多年的教师和顾问工作。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出生在德国，他很自豪把他们都送进了大学，他还给我看了他们的照片。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当中，他很受大家尊敬，可就在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生活在德国的第一代土耳其人身上和政治流亡者身上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孤独和挫败感。

塔尔库特·厄尔钦先给我看了看卡被杀时带在身边的小旅行袋，这是警察让他签了字之后交给他的。我立刻打开旅行袋，贪婪地翻了起来。里面有卡十八年前在尼尚坦石买的睡衣、一件绿色的毛衣、刮胡刀、牙刷、一双袜子、干净的内衣，还有我从伊斯坦布尔给他寄来的文学杂志，不过没有他那本绿色的小本子。

在前面，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土耳其人正在有说有笑地拖着地。我们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喝着咖啡。这时，塔尔库特·厄尔钦对我说:“奥尔罕先生，您的朋友卡先生很孤独。在法兰克福，包括我在内，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过，他还是答应把他知道的都告诉我。

我们从车站背后那些已有百年历史的厂房和废弃的军营中间穿过，来到了贫民街（卡在这儿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八年）附近的一栋楼。这幢公寓楼面朝儿童公园和一个小广场。不过，我们没找到女房东给我们开大门和卡的房间。在卡寄给我的信里和我们为数不多的电话通话中（卡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土耳其正是休息时间，所以不喜欢打电话回国），他给我讲过这个无人照管的小公园，还有旁边的杂货店和前面卖酒和报纸的商店那昏暗的橱窗。当我们在雨雪中等着来人给我们打开这扇已经掉了漆的大门时，我看着这个小公园、杂货店和商店的橱窗，仿佛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回忆。在炎热的夏夜，卡总是和意大利、南斯拉夫的工人们一起，坐在公园里秋千旁的长凳上喝啤酒，而现在长凳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在卡的最后这几年里，他每天早上都去市图书馆。我们沿着他每天的路线朝车站广场走去。卡喜欢走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之中，我们也像他一样，走进车站大楼，穿过地下市场，从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的性用品商店、卖旅行用品的商店、糕饼店和药店的门前走过，沿着电车的路线，我们一直走到了警察总局广场。一路上，塔尔库特·厄尔钦和烤肉店、果蔬店里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打着招呼，他告诉我说，卡每天早上都会定点经过这儿到市图书馆去，而这些人每天都会对他说“早上好，教授”。他给我指了指广场旁边的一家大商场——卡夫霍夫，因为我曾向他打听过这家商场。我告诉他，卡在卡尔斯穿的那件短大衣就是在这儿买的。他提议要带我进去看看，不过我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