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最适合演阿塔图尔克的人（第4/6页）

后来有很多传言，比如有人说他们去了柏林，在布莱希特柏林人演出团以学习戏剧为名，实际却接受了恐怖主义教育；还有人说他们靠法国文化部的援助，在伊斯坦布尔谢希里区一家法国人开的“和平”精神病院里待着，等等。事实上是，他们躲在了冯妲·艾塞尔的画家母亲位于黑海岸边的家里。第二年，他们在安塔利亚一个普通酒店里找到了活干，当起了“演职人员”。早晨在沙滩上，跟德国杂货店老板们和荷兰游客们一起玩排球；午后，他们穿上卡拉格兹和哈吉瓦特（土耳其民间皮影戏中的两位主人翁）的服装，说着蹩脚的德语，逗孩子们玩；晚上，他们又成了国王和跳肚皮舞的王后，一起登台表演。冯妲·艾塞尔在以后的十年里，在那些小镇上，提高了她的肚皮舞水平，但是她的肚皮舞是在这里开始的。苏纳伊对这个小丑行当忍受了三个月。有一个瑞典理发师，总是在舞台上说一些关于后宫和戴非斯帽的土耳其人的玩笑，早晨也总想在沙滩上开这种玩笑。一天早晨在沙滩上，在游客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将那个和冯妲·艾塞尔打情骂俏的理发师揍了个半死，游客们都吓傻了。后来，听说他们在安塔利亚和周围的一些地方，在一些婚礼和娱乐晚会上做主持人，当舞蹈演员和“戏剧演员”。苏纳伊先是为狂热地模仿伊斯坦布尔原唱的庸俗歌手、吞火的杂耍者、三流的喜剧演员们当主持，就婚姻机构、共和国和阿塔图尔克发表简短的一段讲话，之后是冯妲·艾塞尔的肚皮舞，接下来是两个人非常严肃地从麦克白中挑选一个类似于国王被杀这样的八到十分钟的片段进行表演，赢得了不少掌声。他们后来在安纳多鲁巡回演出的剧组最初的核心就是在这儿形成的。

量完血压，卫兵拿过对讲机，苏纳伊给什么人下达了命令，然后马上看了看放在面前的一张纸条，他厌恶地皱起眉头:“所有人都在相互出卖。”他说，多年来在安纳多鲁偏远的小镇巡回演出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国家所有的男人都因为忧郁而已经麻木了。“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地在茶馆里坐着。”他说,“每个镇都有上百人，整个土耳其则有几十万、几百万失业、失败、绝望、麻木和可怜的人。他们，我的兄弟们，没有了拾掇自己的力气，没有了要把身上那油乎乎的夹克的纽扣扣上的愿望，没有了动动胳膊和手的力量，没有了从头到尾听完一个故事的注意力，就连听完笑话后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还说，他们大部分人因为不幸而无法入眠；他们喜欢吸烟是因为这样可以自杀；大部分人一句话才说了一半，就知道所说的话毫无意义而闭口不言了；看电视不是因为喜欢哪个节目或是为了消遣，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周围其他的忧愁；实际上他们想死，但又觉得自己不值得自杀；选举中为了得到应得的报应，他们把票投给了最卑鄙的党的最无耻的候选人；他们宁可选择言必称惩罚的军人政变者，也不选择不断空头许诺的政客。走进房间的冯妲·艾塞尔也说，他们的妻子们不得不照看一大堆本来不该生这么多的孩子，为了挣几个子儿，她们在自己丈夫都不知道的一个什么地方当佣人、当烟草工人、当织地毯工或者是当病人看护。如果不是这些大声斥骂着孩子、痛哭着维系生活的妇女，遍布安纳多鲁的、这些看上去没多大区别的上百万的男人们，这些穿着肮脏的衬衣、邋遢、无所事事的男人们，会像在冰天雪地的夜里冻死在街角的那些乞丐一样，会像那些出了酒馆掉进沟渠里死掉的醉鬼一样，或者像那些穿着睡衣、踢拉着拖鞋、被家人打发去买面包而迷了路的痴呆老大爷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然而他们，在“这个可怜的卡尔斯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惟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欺压他们亏欠了一生的、曾经深爱过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