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最适合演阿塔图尔克的人（第5/6页）

“在安纳多鲁，我把自己的十年给了这些不幸的兄弟们，为的是让他们从这忧郁之中走出来，”他毫不自怜地说,“他们多次把我们当成共产主义分子、西方间谍、变态、耶和华的证人、皮条客和娼妇，把我们关进去，折磨我们，殴打我们。他们想夺走我们的尊严，讽刺挖苦我们。但是，他们也学会了喜欢我的戏剧和我们剧组带来的幸福和自由。现在是我抓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的时候，我决不能手软。”

房间里进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又把对讲机递给了苏纳伊。卡从对讲机的通话中听到，苏卡坡街区的一个棚屋已被包围，有人从里面向外开火，屋子里有一个库尔德游击队员，还有一家人。对讲机那边还有一个正在下达命令的、被称为“长官”的军人。一会儿，这个军人，不是用一种和革命领导人讲话的语气，而是跟同学说话似的告诉苏纳伊关于某个问题的具体情况，然后问问他的意见。

“在卡尔斯有不到一个旅的兵力，”苏纳伊发现卡在留意他们通话，便说道,“冷战时，政府为了防备俄国人的进攻，把主要兵力都放在了萨勒卡莫什。这里的兵力只不过是在刚开战时用来拖延俄国人的。现在主要是用来守卫与亚美尼亚交界的边境。”

苏纳伊告诉卡说，前一天夜里他和卡从同一辆埃尔祖鲁姆来的长途汽车上下来后，在绿园餐馆见到了有将近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奥斯曼·努里·乔拉克。是他在库莱里军事高中时的同学。那时他是在库莱里惟一一个知道皮兰德罗、萨特的戏剧作品的人。“他没能像我一样因为不守纪律而被学校开除，可是他也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军事。这样一来，他就没能当上参谋。也有人说因为他个子矮，不会有前途。他脾气暴躁，性格阴郁，但我想这不是因为职业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妻子带着孩子弃他而去的缘故。因为孤独、无所事事和小城里的流言蜚语，他感到很空虚，当然，制造流言最多的还是他自己。革命后我对地下屠宰场、农业银行货款和古兰经培训班这些事情进行干预，这些都是在餐馆时他先提起来的。他喝得有些多了。见到我他很高兴，他抱怨孤独。他抱歉地说自己不得不早点走，又有些自夸地说，那天夜里他成了卡尔斯的最高长官。旅长带他妻子去安卡拉看关节炎了，副旅长中校去萨勒卡莫什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市长在埃尔祖鲁姆。他集所有大权于一身。雪还没有停，很显然，同每个冬天一样，路还要封闭几天。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我人生的转机，我又给我的朋友叫来了一杯拉克酒。”

事后，根据安卡拉派来的少校特派员所作的调查，卡刚才在对讲机里听到说话的正是苏纳伊军事高中的同学奥斯曼·努里·乔拉克——或是像苏纳伊称呼他的那样，乔拉克——他先是把这个奇怪的军事政变当成了一个笑话，一个酒桌上的异想天开，甚至他还开玩笑说大话，说用两辆坦克就可以把事情解决掉。后来，在苏纳伊的坚持下，为了不使自己被看作懦夫，另外他也相信安卡拉方面会对事情的后果表示满意，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而并非是出自个人恩怨和自身利益。（根据少校的报告，可惜的是“乔拉克”连这条原则也违背了，他为了一个女人，袭击了共和国街区一个信仰阿塔图尔克主义的牙医的家。）革命仅用了半个营的兵力来突袭学校和搜查可疑分子的家，动用了四辆卡车，两辆因缺少配件需谨慎驾驶的T-1型坦克，除此之外没再动用一兵一卒。如果不算上负责承办“无名肇事者事件”的“铁臂”和他的同伙组成的“特别分队”，实际大部分事情，早都已经被国家情报局和警察局一些勤奋的职员们干完了。在这种特别时期，他们早就对整个卡尔斯了如指掌，而且城市里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他们的线人。这些人早在政变还在筹划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还四处放风说在民族剧院有世俗主义的演出，他们是如此的兴奋，还发电报给不在卡尔斯请假在外的同事们，让他们赶紧回来，不要错过这场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