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我的男孩们（第3/4页）

之后的日子，我们几乎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我专职照顾让-大卫，同时继续照看孩子们。莱拉和马尼勒每天都在。像当年玛丽出院后一样，我观察其他孩子的进步以评估我们的小男孩。三岁时，他进了幼儿园。在学校的院子里，莱拉牵着他的手，像介绍自己的小弟弟一样把他介绍给其他孩子。她看上去骄傲极了。她当然意识不到弟弟的与众不同。或者，她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但她很骄傲自己的小弟弟如此特别，跟别人不一样。但我接他们放学时，她替弟弟说话。“今天，让-大卫给我们画了一幅特别漂亮的画。他还在院子里踢球了。”围绕在他身边的温情让我欣慰。但我知道这不会持续很久。先天愚型儿发育比其他孩子慢，他们与同龄人的差距很快就会拉开。但在莱拉之后，是她的弟弟马尼勒接班。中午，他不在食堂吃饭，而要求来我家跟让-大卫一起吃。将近一年每天如此，我看着他俩像老朋友似的打趣逗笑。真幸福！

1994年，雅克和我开始为将来考虑了。桑德里娜已经离开了家。艾曼纽有了男朋友，也要走了。至于玛丽，她只比姐姐小两岁半，很快也要离开了。“我不想我们像两个老傻子似的，在家里和悲伤相伴！”我大笑着对他说。更认真地说，我不想要让-大卫独自成长，这可不好。

我们喜爱我们的生活。就这么简单。我们于是决定再收养一个先天愚型儿。作为收养儿童家长联谊会的成员，我连续几年都会去法兰西岛的妇产医院，给生下先天愚型儿的家长解释他们可以面临的选择。我也因此知晓了另一个协会，“一个孩子一个家”，这个机构支持残疾孩子。是他们让我知道有个先天愚型的小男孩——马提亚，他自出生就被抛弃在巴黎纳伊加特岛的保罗·巴尔奎托儿所。唉，这个孩子的情况很复杂：父母承认了孩子，但却不照顾他。他于是不能被领养。换句话说，我可以花几年时间照顾他，但如果有一天爸妈想把他领回去，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我照顾这个小家伙一年、五年、十年，之后被人从我这里带走，这可不行。我受不了这样。与他的家长通信三个月都未获得答复后，社会健康指导机构最终决定给这个孩子受国家监护儿童身份，我们也因而获得了收养权。

1996年5月，雅克和我看了马提亚的档案。照片上是这个小孩有三岁，戴着绿色小眼镜，穿着红白背带裤。眼睛半闭着，脖子很短，脸有点平。没有任何疑虑了，马提亚是个很有趣、很可爱的先天愚型儿。

但事实上，马提亚并没有那么有趣。第一次在托儿所见到他时，他前后摇晃着，用手背拍打着下巴。他三岁了，却还不会走路。真是个小野人。我凑过去，尽可能平静地把他抱在怀里。但和让-大卫不同的是，这个小男孩似乎不喜欢拥抱。他突然使劲拽我的头发，我不得不狼狈地把他放下。回到家后，我觉得自己完全不知所措。这个孩子看起来还有自闭症。我一夜无眠，想的全是这个孩子的问题。我怎么做？他有一些问题，但不能因此就剥夺他拥有家人的权利。如果他不来我们家，会变成什么样？一大早，我就叫醒了雅克问他的意见。“你怎么想就怎么做。”他平静地回答我。

我最后签了第二个领养文件。1996年7月8日，马提亚，我的第五个孩子，还到了家里。前几个月，我为自己的决定做出了各种努力。先要教他走路，拿勺子，表达需求，动作更温柔。还要教他吃饱饭。在托儿所时，我的小家伙在两餐之间不能吃东西。以至于现在一上桌，他就把能吞的都吞下，确保自己什么都没错过。我用了几星期的时间让他明白，饿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冰箱里找吃的，可以吃酸奶。我要让他学会自由自主。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吃，喝，进，出，自由移动。问题是，这种自由的感觉让他欣喜异常。在托儿所时，门都是锁上的。我们家就不是这样。有时候，我发现我的小马提亚会开关门玩儿，最后变得异常兴奋。通常来讲，他的感情强度激烈，离精神崩溃都不远了。沉浸在喜悦的旋涡中，他开始越来越大声地喊叫。这些时候让我害怕。但我找到了一种让他平静下来的方法。我坐在地上，用胳膊和腿环绕着他，像是第一次在托儿所看到他一样，前后摇晃。这是让他安静下来的唯一方法。恢复理智之后，他会用手摸我的脸，看上去羞愧而难过，好像在说：“对不起妈妈，我知道我刚才不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