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床上的早餐（第2/4页）

身体上来看，我的头疼得厉害，高烧让我处于长时间的嗜睡状态。我瘦弱的小臂每天都要被扎好几针。每三个小时就要被抽血或是输液。很明显，我病得很重。但我真的幸福极了！每天晚上，护士们都温柔地与我交谈，问我是不是好一些了，需要什么，我一整天都有人照顾。我什么都不怕了，觉得自己落入了一只温暖的茧中，把迄今为止这个世界对待我的种种恶意都挡在了外面。几天之后，我看到一个男人推着一个带轮子的桌子朝我这边走来。我很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奇怪的装备叫作“担架床”。他和另一个同事一言不发，掀起了我的被子，抓住床单的四角，把我转移到了他们的推车上。穿过走廊，拐了很多弯之后，他们打开了一个空房间的门。房间的中央有个铁床，还有个白色的搪瓷床头柜。他们同样娴熟地把我从担架转移到了床上。我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墙是黄色的，到处开裂。我这时听到了莎伏安艾克的声音，还有她的东欧口音。“小女孩来了吗？”她问担架员。她进了我的房间，胳膊下面夹着干净的床单。她重新铺好了我的床，对我笑道：“看着吧，你在这里会很好的。”我很喜欢她的亲切态度，但我一点都不确定她说的是否是真的。想到要一个人待在这个屋子里，我就不太高兴。在大厅里，噪音折磨着我的大脑，但我至少不觉得冷清。于是，在她离开之前，我鼓起勇气问道：“请您别把门关上可以吗？”“当然可以！”她回答我，依然笑容满面。从这天起，我的门就总是开着的。如果看到门要被关上了，莎伏安艾克就会用手抵着把它打开。这位女士就是我的守护天使，她从天而降就是为了治愈我，照顾我，甚至让我能够面对未来。

住进这个新房间的第一晚，熄灯后，我看到棕色的小虫子从地板里出来，往墙上爬。我望着它们，同时在想天花板上有什么吸引它们。为了打发时间，我在脑海里想象着一场赛跑，打赌它们中的一个会先到达天花板。在20世纪60年代末，医院的病房里还没有屏幕，我就靠身边有的东西自娱自乐，比如这些蟑螂。

一天清早，我有了第一批访客。是妇科医生夫妇，我为他们工作了几星期。“您好啊，怎么样了？”她问我。我挺好的。好吧，可能并不是“挺好”，但无论如何，我在医院里过得很开心。

“您还记得什么吗？”

“不，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在回答时，我意识到，自从来了医院，还没有问为什么来。同往常一样，我又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但并没有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感到惊奇。

“早上，您来看我，说头疼。我就给了您一个药片，之后您就继续工作了。”

“我不记得了……”

“那天晚上，我们有客人，您和管家一起做饭。”

“啊……”

我突然感受到了巨大的挫败感：我错过了第一次接待工作。他们对我做的菜还满意吗？他们会不会觉得我的连衣裙很漂亮？我永远不会知道了。太可惜了。

“晚餐期间，”她继续说，“您在准备上菜。我按了两次铃，您都没有回应。我于是去了膳食室，看看发生了什么。您盘腿坐在地上，在洗碗机前，还把碗盘都放了进去。”

“我没打碎什么吧？”我问，突然担心自己别做了蠢事。

“没有，没有，您不要担心……您很认真地把盘子放进了滚筒里，您做得很好。”

我想象着那幅画面，根本不相信，觉得她讲的是另一个人。

“我们让您躺在床上，我的丈夫测了您的体温，高烧41度。我们马上叫了救护车，所以您就到博荣医院这儿来了。”

先生和夫人还带来了我的行李箱和我的所有物品。我很高兴，里面还有我的小猫，那是我和妹妹玛丽-弗朗丝仅存的联结。不过，我的天竺葵不见了踪迹。当然，我没向他们表露出来。几分钟后，我看到他们离开了，他们祝愿我“迅速康复”。这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再也看不到那间漂亮的卧室和带有帏盖的床了。我有点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