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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是不是身体不适，先生？”他问我。

我或许该告诉他，夫人并非身体不适，而是在发脾气，说不定过一会儿就会摇铃叫威灵顿驾车送她去普利茅斯。

“不是的，”我说，“她头发还没干，你最好让约翰送一份到她房间里去。”

我想这就是男人婚后面对的生活吧。摔上门，然后无声无息。饭只能一个人吃了，到处跑了一整天所激起的食欲，澡盆里的那份轻松，还有炉火边宁静的夜晚，一边看着那双白皙的小手悠然地做着绣品，一边和她闲聊的那份安逸，都慢慢地消失了。我心情愉快地换好衣服，准备吃饭，又兴致勃勃地走过走廊，敲响她的房门，看见她坐在凳子上，身上裹着那件白色晨衣，头发别在头顶，当时心情多好，我们多融洽，多亲密，亲密得让人觉得整个晚上都将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可现在呢？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前面放着块牛排，却觉得那不过就是一块跟我毫无关系的皮鞋皮。这会儿，她在做什么？在床上躺着？蜡烛灭了吗？窗帘放下了吗？屋子里是不是一片漆黑？或者，已不在气头上了，是不是眼中的泪水已干，正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房中，吃送上去的饭菜，只是想给斯考比做做样子？我无从知道，也无所谓了，安布鲁斯曾经说过的话是对的，他过去常说，女人是一种聚也匆匆，散也匆匆的人。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我绝不结婚⋯⋯

吃过晚饭，我来到书房坐下，点上烟斗，将脚搭在火具上，想让自己在饭后的小睡中平静一下心情，这种小睡平常是悠然、恬静、从容的。但今晚，一切都索然无味，我已经习惯了看着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肩膀微侧，正好让灯光照在她手里的活上，多恩就卧在她脚边，可现在那张椅子莫名地空着。好了，见它的鬼去吧，一个女人何以竟能搅了整个夜晚。我站起来从书架上找了本书，翻了几页。我肯定是打了个盹，因为我再抬起头时，房间角落里那台钟的指针差不多指到九点了，那就上床睡觉吧。火已经灭了，再坐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把狗牵回狗窝——变天了，外面刮着风，飘着零星小雨——然后，我闩上门，回到自己房里。就在我刚要把脱了的衣服扔在椅子上时，我看见了一张字条，就放在我床头桌子上那罐花的旁边。我走到桌边，拿起纸条，读了起来，字条是瑞秋表姐留的。

“亲爱的菲利普，”字条上写着，“如果可能的话，请原谅今晚我对你的无礼，在你的家里，我这么做，实在是令人难以原谅。我并没有什么理由来解释我的言行，只是因为最近这些天里，我很反常，所有的情绪都会随时表现出来。我已经给你的监护人写了封信，感谢他的来信，而且，我将接受那份生活费。感谢你们俩的慷慨与善意，感谢你们为我着想。晚安，瑞秋。”

我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然后放进口袋里，她的骄傲与怒气都已烟消云散了吗？是否这些情绪都随着泪水一起消融了？她接受了那笔生活费真是卸掉了我的一个负担。我曾设想要再去一次银行，作进一步的解释，撤回先前的传票，然后便是与教父的面谈，想象着会有不止一次的争论。整个事情最糟糕的结局就是瑞秋被扫地出门，独自回到伦敦，住在那些简陋的小屋里，教她的意大利语。

我不知道她是否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写成这张字条，想到她费了很大劲儿才迫不得已这么做，真是难受。从骄傲变为委曲求全？我对她不得不这么做很反感。自从安布鲁斯去世以来，我头一次为发生的一切事怨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早作打算的，谁都可能生病，甚至猝死，他应该也知道，由于他没有作出任何安排，他的妻子便生活在我们的怜悯和慈悲中。只要当时给我教父写封信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我想着她坐在波比姑妈的房间里给我写这张字条。不知道她是否已离开那间屋子回去休息了。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沿着走廊走过去，站在她套房旁的拱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