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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别走。”她喊道，“我穿好了，一起下去，这儿有一封肯达尔先生的信，大概是邀请我们一起去派林。”

斯考比沿着走廊走了，我站起来希望能跟他一起走。突然，我觉得不自在，有点儿紧张，那间蓝色的卧室里寂静无声，她肯定在看那封信。仿佛过去了几个世纪，她才终于从卧室里走出来，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已打开的信。她已经打扮好了，准备吃晚饭了，或许是她的皮肤与那身丧服形成的反差，她看上去显得很苍白。

“你都做了些什么？”她说。

她的嗓音与刚才截然不同，有点莫名的嘶哑。

“做了什么？”我说，“没什么，怎么了？”

“别撒谎了，菲利普，你知道怎么了。”

我站在炉前，手足无措，眼睛乱转，不敢看那双充满责备和疑问的眼睛。

“你去派林了，”她说，“你今天骑马去找你的监护人了。”

她说得对，我真是无可救药，无用之极，连个谎都撒不了，无论怎么说，在她面前我就是这样。

“也许是你说的那样，”我说，“那又怎么样？”

“你让他写的这封信？”她说。

“不是的，”我说，显然有些理亏，“我没做过这种事，是他主动写的。当时，有些事需要商量，我们谈到一些法律事务时，他便写了这封信，而且⋯⋯”

“而且你告诉他你的表姐瑞秋要去教意大利语，是这么回事吧？”她说。

我觉得忽冷忽热，浑身不自在。

“不全是。”我说。

“你当然明白，我当时这么说只是在跟你开玩笑。”她说，可她如果当时只是在开玩笑，干吗这会儿非得对我发这么大的火？

“你不明白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她说，“你让我感到莫大的羞辱。”她走到窗前，背对我站着，“如果你想羞辱我，”她说，“上帝作证，你达到目的了。”

“我不明白。”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傲慢？”

“傲慢？”她转过身，乌黑的大眼睛愤愤地看着我，“你怎么敢说我傲慢？”她说。我注视着她，感到十分愕然，刚才还和我有说有笑的人，瞬间就发这么大脾气。接着，令我自己大为吃惊的是，我的紧张感一扫而空，竟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我就是要说你傲慢，”我说，“这还不够，我要说你简直是傲慢无理，被羞辱的不是你，而是我。你不是在开玩笑，当你说到教意大利语的事时，你的话是那么的干脆，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你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你就那么想的。”

“就算我是那个意思，”她说，“教意大利语有什么让你觉得很耻辱的呢？”

“对一般人来说，这没什么，”我说，“但你这样，就不一样。安布鲁斯・艾什利夫人教意大利语就是耻辱，这给她的丈夫蒙羞，他因为疏忽没有在遗嘱中对她有所安排，而我，菲利普・艾什利，他的继承人，不允许这样。你可以每季度拿到那笔生活费，瑞秋表姐，当你从银行取这笔钱时，请记住它不是这座庄园给你的，也不是这座庄园的继承人给你的，而是你的丈夫，安布鲁斯・艾什利给你的。”

说这番话时，我心里的怒气丝毫不亚于她，让一个人站在那里指责我羞辱了她，我简直罪该万死，如果她拒绝本来就属于她的那笔钱，那我更是万劫不复。

“怎么样？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这一切吗？”我说。

有一会儿工夫，我以为她会扑过来揍我，可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盯着我。接着，她的双眼溢满泪水，然后她推开我，回到卧室里，一把将门摔上。我走下楼，来到餐厅，摇铃叫斯考比，对他说“可能艾什利夫人不会下来吃饭了。”我给自己倒了杯红葡萄酒，独自坐在餐桌的一端。上帝！我心里想，女人就是这样吗？我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这么精疲力竭过。即便收获的季节里和男人们一起整日整日在外面干活，即使跟拖欠房租的住户们争辩，或者处理与邻居的争执，所有这一切都比不上和一个女人五分钟的相处，她的满心喜悦，一眨眼就变成了敌意。而且，眼泪总是她们的杀手锏吗？是不是因为她们非常清楚眼泪对于旁观者的效果？我又倒了杯红葡萄酒，斯考比就在我旁边打转，我恨不得他离我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