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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门，走进她的房间，她就坐在炉前的凳子上，我竟没有马上认出她来。她脱了丧服的样子大不一样，身上裹了件白色的罩衫，领口和袖口都系了带子，头发不再从中分开，而是全都别在头顶上。

我还真没见过谁打扮得比这更像波比姑妈，或其他随便什么姑妈的了，我站在门口直瞪眼。

“过来坐吧，别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她对我说。

我关上门，走过去坐在椅子上。

“请原谅，”我说，“关键是以前我从未见过女人着便装的样子。”

“这不能叫着便装，”她说，“我吃早饭时就穿这身衣服，安布鲁斯以前总把这叫修女衫。”

她抬起胳膊，开始往头发上别发夹。

“二十四岁了，”她说，“你早该见惯像波比姑妈梳头这类家常事了，你觉得尴尬吗？”

我两手抱在胸前，跷起二郎腿，继续打量着她。

“一点也不尴尬，”我说，“只是有点儿吃惊。”

她笑了笑，将发夹全衔在嘴里，然后再一个个取出来。她将头发先卷起来，再按常规在脑后梳了个低低的发髻。整个过程只花了几分钟，或者是我觉得只花了几秒钟。

“你每天都这么快就能梳好头吗？”我惊奇地问。

“噢，菲利普，你知道得太少了，你太少见多怪了。”她对我说，“你从来没见过你的露易丝梳头吗？”

“没有，我也不想看。”我回答得很干脆，突然记起我离开派林时，露易丝那番临别的话。瑞秋表姐笑了起来，把一只发夹丢在我腿上。

“作个纪念，”她说，“把它放在你的枕头底下，明早吃早饭时，注意看斯考比的表情。”

她走进对面的卧室，门敞开着。

“你就坐在那儿，我换衣服时，你跟我说话得大声点儿。”她喊道。

我偷偷地看了看那张小写字台，想看看那儿有没有教父的信，但什么也没有。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或许她把信拿到那间卧室里去了。她可能不会对我说什么，可能会将这看成我教父与她之间的私事，但愿如此。

“你这一天都哪儿去了？”她朝我喊道。

“我进城去了，”我说，“那儿有几个人我必须去见见。”我用不着提银行的事。

“跟塔姆林和花匠们在一起干活，真是太高兴了。”她喊道，“几乎所有的花草都留下了，菲利普，你知道，那花园里仍有很多事要做，草地边的灌木丛需要清理掉，要铺条小路，把整块地都种上山茶花。这样，不到二十年，你就能有一个春意盎然的花园了，整个康沃尔的人都会来看花。”

“我知道，”我说，“安布鲁斯早有此愿。”

“这需要仔细规划，”她说，“不能光靠碰运气，也不能光靠塔姆林，他人不错，但他的知识太有限了，你为什么自己不在那上面多花点心思呢？”

“我不太懂那些事，”我说，“而且，那也从来不归我管，安布鲁斯知道的。”

“一定得有人帮你，”她说，“你可以从伦敦请个设计师把它规划一下。”

我没搭腔，我可不想再从伦敦寻个设计师来，我敢肯定，她比任何设计师都更精于此道。

就在这时，斯考比出现在走廊上，但踟蹰不前。

“怎么了，斯考比？晚饭准备好了吗？”我问道。

“还没有，先生。”他答道，“肯达尔先生的仆人杜伯森骑马给夫人送来封信。”

我的心一沉，这个讨厌的家伙准是在路上什么时候停下来喝酒，才耽搁到这么晚，这会儿我得赶上看她读信了，真不是时候。斯考比去敲那扇开着的门，然后把信送了进去。

“我想，我还是下楼在书房里等你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