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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那个人就是安东。”

他脚有点跛。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不可伪造的真实情况。透过那些人,我仿佛看到一个宽阔的码头,码头上耸立着一幢建筑物,那是岛上的小海关和海岸卫队的所在地。我知道那建筑是战争开始之后才造起来的。在影片里,码头上空无一物。

光束消失了。

“我还拍了其他一些场景,但有一盘胶片坏掉了。我能抢救出来的就这些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在希腊的这一地区负责‘加强军纪’的军官是党卫队的校官,名叫温梅尔,迪特里奇·温梅尔。我现在谈及的那个时间,希腊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了,只要地形允许,他们就打。在诸岛之中,当然只有克里特岛适于开展游击战。但是在北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游击队也开始组织起来了。有人给他们提供武器,训练他们从事破坏活动。温梅尔原来在波兰干得很成功,一九四二年晚些时候,他从波兰被派到纳夫普利亚。他负责希腊西南部,我们也包括在内。他的办法很简单。他制定了一个价目表。一个德国人受伤,处决十名人质;一个德国兵被杀,处决二十名人质。你可以想象,这办法还挺奏效。

“他亲自挑选了一批日耳曼恶魔做他的手下,让他们负责拷问、上刑、处决,等等。人们根据他们戴的徽章,把他们叫作乌鸦。

“他尚未臭名远扬之时,我就和他见过面。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听说有一艘德国摩托艇不期而至,把一名重要军官送到岛上来。当天晚些时候,安东派人把我叫去。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把一个瘦小的男人介绍给我。那人和我一般高,年纪也和我差不多,十分整齐干净,小心谨慎,很有礼貌。他站起来和我握手。他能讲点英语,程度大概只够他知道我讲得比他好得多。当我承认自己和英国有很多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在英国受过一部分教育时,他说:‘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是英国和德国竟然发生了争执。’安东解释说,他已经对校官谈起过我们有时候晚上在一起唱歌弹琴的事,校官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然后为安东伴奏一两支歌。碍于我的身份,我当然只能接受。

“我一点也不喜欢校官。他的眼睛像剃刀,是我所看见过的最让人不舒服的眼睛。他的眼睛对看到的一切没有一丝同情,只有估量和算计。如果他的眼神显出残暴、好色、施虐狂,那倒好些。但是他的眼睛完全像机器眼。

“一部受过教育的机器。校官带来了几瓶霍克酒,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午餐,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吃过这样的好饭了。我们简短地议论了一下战局,就像在谈论天气一样。校官本人主动改变了话题,开始谈文学。他显然看过很多书,对莎士比亚很了解,对歌德和席勒的了解尤为透彻。他甚至对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相似之处作了有趣的对比,而且对比的结果并不都是对德国有利。我注意到他喝的酒比我们少,同时也注意到安东讲话太随便。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受到了监视。饭才吃了一半我就觉察到了,而且校官也知道我已有所觉察。都是我们两个年纪较大的人在谈,安东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人。校官对普通的希腊官员是不屑一顾的,但他却把我当作一个绅士,平等相待,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并未被假象所迷惑。

“午饭后,我们为他表演了几首抒情歌曲,他赞不绝口。后来他说想看看小岛远端的观察所,并邀我与他同行,那地方没有多大军事重要性。于是我乘上他的摩托艇,和他们一起绕到穆察,爬上了这里的别墅。到处都是军用设施——铁丝网,机关枪掩体等。但是我发现别墅完好无损,心里暗自高兴。士兵们被集合起来,校官当着我的面用德语对他们作了简单的训示。他提及我时称‘这位绅士’,并坚决要求他们要对我的财产加以保护。我记住了他这句话。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值勤士兵佩戴装备不规范,特地停下来对他加以纠正。他把毛病指给安东看,对他说,‘懒懒散散,尉官先生,看见了吗?’普鲁士人谈及巴伐利亚人和奥地利人时常用这个字眼。他显然是重提以前的话题,但这对我了解他的性格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