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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意大利人侵略希腊的时候，我决定不逃跑。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也许是好奇，也许是内疚，也许是无所谓。而且在这里，一座遥远小岛的一个遥远角落，这样做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国人从意大利人手里接管了小岛。四月二十七日，他们占领雅典。六月，他们开始侵略克里特岛，一时间我们陷入战争的深重灾难之中。头顶上运输机穿梭往返，终日不绝。各个港口停满了德国登陆艇。但事隔不久，和平重新降临到了小岛上。它无论对轴心国还是对抵抗运动都没有什么战略价值。驻军部队的规模很小，只有四十名奥地利人，由一名校官指挥，他在侵略法国时受过伤。纳粹给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分派的总是容易驻守的占领区。

“侵略克里特岛期间，我已经被赶出布拉尼。这里建立了一个观察所，正是为了维持这个观察所的正常运作，才建立了一支守备部队。幸好我在村子里还有房子。德国人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他们帮助我把轻便的东西都搬到那里去，甚至还付给我一点驻扎布拉尼的租金。正当一切安顿妥帖之时，村里当年的村长突然患了严重的血栓症。两天之后，我奉命去见岛上一位新来的指挥官。他和他的部队就驻扎在你们学校，学校圣诞节后就关闭了。

“我以为我要见的是一位刚提拔的相当于军需官的军官，但是我实际见到的却是一位很英俊的男青年，二十七八岁，法语讲得极好，他说他知道我的法语也说得挺流利。他非常有礼貌，不只是表现出一点歉意。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彼此甚至还谈得十分投合。他很快就切入正题。他要我担任村里的新村长。我立即拒绝，我不想卷入战争。他派人去把两三位有影响的村民请来。他们来后，他让我跟他们单独在一起，我发现推荐我当村长的正是他们这几个人。当然他们谁也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并且串通一气，于是我便成了理想的替罪羊。他们从道德高度上对我说尽了恭维话，我仍然表示拒绝。后来他们坦率相告——答应给予默契支持……简而言之，最后我说，好吧，我干。

“我担任了这一新的没有把握的职务之后，与克卢伯校官有了频繁接触。我们初次见面之后的五六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他说，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更喜欢我叫他安东。这就是告诉你，我们经常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这再次证实了我们彼此确实十分投合。我们的第一个联系是通过音乐建立起来的。他是个很好的男高音。像许多真正有天分的歌手一样，他唱起舒伯特和沃尔夫的歌曲时比谁都更富有感情，比谁都唱得好，只有少数最伟大的专业抒情歌手例外。起码在我听来是如此。他头一次到我的别墅来，就看见了我的古钢琴。我颇怀恶意地给他弹奏了哥德堡变奏曲。如果你想让一个敏感的德国人流泪，最有把握的手段莫过于此了。我不是说他是个难以征服的硬心肠。其实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惭愧，很想找一个反纳粹人物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第二次，我到学校去拜访他，他要我用学校的钢琴为他伴奏，他把学校的钢琴搬到了自己的住处。这一次轮到我伤感了，当然不是流泪，但是他的确唱得很好，而我对舒伯特的歌曲向来容易动感情。

“我首先想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安东的法语这样好，为什么没有留在被占领的法国。似乎是他的一些同胞认为他对待法国人的态度还不够‘德国’。毫无疑问，他在军人集体用膳时曾多次为高卢文化辩护，但有一次他终于为此倒了霉，这就是他被贬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的原因。还有一点我忘了说，他在一九四〇年的侵略中曾被击中膝盖骨，脚有点跛，执行军务有所不便。他是德国人，不是奥地利人。他的家庭很富有，战前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过一年，最后他拿定主意要当一名建筑师，可是后来他的学习被战争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