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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上午,我又收到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信封口盖上印有一只小黑鹰,是巴克莱银行的标志。

亲爱的于尔菲先生:

谢谢你接受两位福尔摩斯小姐的推荐给我写了信。我很荣幸给你寄去一张表格,请你填好后寄回给我,还有一本小册子,详细说明我们为海外顾客提供的各种特殊服务。

你真诚的

P.J.费恩经理

我看完信,抬起头来,望着坐在饭桌对面学生的眼睛,对他露出一丝微笑,像一个不老实的扑克选手压抑不住的笑。

半小时后,我又钻进了无风的森林,直奔中央山脊。天气炎热,群山变得若虚若幻,东边的许多小岛随着水波的起伏似乎在颤动,微微闪光,形成一种奇特的光学幻景,好像一些旋转的陀螺。当我走到能看见南边海面的地方时,我的心激烈跳动起来。游艇又出现了,这对我来说犹如绝处逢生。我又移到一个既有树荫又能俯瞰布拉尼的地方,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感觉像是在地狱边缘上,一方面是艾莉森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的脑海,另一方面是现在朱莉的身份已经得到证实,而且她就在阳光下海面上的游艇里,我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两天来,我已经逐渐接受了艾莉森死亡的事实,也就是说,逐渐从道德的角度转换为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这样就变得比较容易面对了。

这种邪恶的转换其实就是把真正的自责偷换成伪装的自我宽恕。自责就是相信我们所引发的痛苦应该使我们变得更高尚,或者从此减少一些卑鄙。自我宽恕则是相信痛苦在一定意义上能使生活变得更高尚,因此,通过一种荒谬的逻辑演算,痛苦的产生与生活的高尚化相等,或者至少与生活得到丰富的程度相等。这就是典型的二十世纪逻辑,从内容退到形式,从意义退到表象,从道德退到美学,从水退到浪。想到这里,我因艾莉森之死而感到自责的痛苦减轻了,心也变硬了,决定到了布拉尼什么也不说。我仍然决心告诉朱莉,但要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等到忏悔和它所引起的同情心能起到最大作用的时候。

我在离开之前,取出那封用巴克莱银行专用信笺写的信,又看了一遍。其结果是我对康奇斯的态度比原先想的更宽容了。现在我对双方有一点最后的小掩饰都不加反对了。

情况跟第一次到布拉尼一样:不请自到,缺乏信心;我进了大门,向阳光下寂静神秘的别墅靠近,来到柱廊,茶桌用麦斯林纱布罩着,一切如旧。没见到一个人。透过拱门可见大海,热浪滚滚;脚下是花砖地,一片静寂;等待。

由于种种原因,我情绪紧张,这也跟头一次一样。我把行李袋放在藤沙发上,走进音乐室。一个人从古钢琴后面站起来,仿佛他早就坐在那里等着。我们谁也没说话。

“你认定我会来吗?”

“是的。”

“尽管你给我写了那样的信?”

他盯着我看,后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我手上——十天前我路遇那伙纳粹官兵与之搏斗手上负了伤,虽然已经结了疤,但还留有红药水的痕迹,是学校护士给涂的。

“你可得小心,别染上破伤风。”

我阴冷一笑:“我打算让它染上。”

他不做任何道歉,也不做任何解释,甚至不回答我的问题。情况很清楚,不管他对两位姑娘交了什么底,他还是打算把对我的欺骗继续进行下去。我从他背后透过窗户看见玛丽亚端着盘子走过。我还看见了别的东西。摆放淫秽古董的柜子里“莉莉”的旧照片不见了。我把行李袋放在地板上,双臂在胸前一挽,又对他淡然一笑。

“前天我跟巴尔巴·迪米特雷基谈过一次。”

“哦。”

“我总算知道了,跟我一样的受害者比我想象的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