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中国生活（第2/8页）

“她是个扫工。”

“一个扫工？”

“是的。她清扫大街。”

他说出这个，没有一点自我意识，就和他们所有人描述自己的背景一样。我告诉诺林，她应当以一个爱尔兰农民的女儿感到自豪——在所有涪陵的外国人当中，她的阶级背景最为革命。

诺林与我一起在礼拜天上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的例行活动，因为我喜欢见到神甫，和那些每周到来的老女人。他们乃是幸存者——在这聚会中，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而且他们毫无美国教堂里穿戴漂亮的人们身上那种洋洋自得。他们所有人都为信仰付出了代价，那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而李神父付出的最多。

看着神甫，让我想到了我的外祖父，他曾是本笃会的修道士。他在阿肯萨斯长大，那儿的教区有时会奖励有前途的学生，给他们奖学金去意大利，而在1929年，我的外祖父被送去了罗马的圣安塞尔大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他的计划是成为一个神甫，或许是传教士。

我读过他在那些日子里的日记，里面充满了思乡之情，但那里也满是赞叹，关于罗马之奇，之美，叫人瞠目的教堂，以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历史。他也在那历史当中；他的日记里经常记录了民族主义者在街上的集会，有几次他在游行当中见到了墨索里尼。

在1931年的春天，一组学生从位于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回到修道院。在1931年的3月1日，我外祖父的日记中写着，用很整齐的黑色笔迹：

一群我们美国人在今晨拜访了希尔维斯特西里神父，在他的房间里，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的长谈，特别谈到了北京的天主教大学。西里神父今天上午在学校的教堂里做了一次大演讲。他看上去对于天主教大学的前景非常乐观，对演说全情投入。

在那天后，日记出现了变化。关于罗马写得少了，而中国多了；那种痴迷迅速增长，直到“中国”被加上了大写，下面划上了线，一个神圣的词：

1931年3月18日：弗朗西斯克劳提神父，北京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今天抵达了这里，在他回去中国的路上。一个大块头健壮的爱尔兰人。

1931年3月22日：克劳提神父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机会，在今天上午。我们大概有十五个人去了他的房间。当然那里有抽烟，有一种意气相投的氛围。听克劳提神父谈话非常有趣。据他说，大学现在的基础非常扎实，而他收到的承诺说，会有相当数量有能力的教师去中国，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

1931年3月23日：现在，所有美国人之间的谈话，都是关于中国。

1931年3月25日：在我回去的路上，跟拉尔夫和唐纳德谈到了中国。克劳提神父今天有很多要事，但他还是来了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斯，爱德华，以及我做了一番很有启发性的交谈。我们太兴奋了，当克劳提在12点走后，唐纳德，休斯和我继续呆着，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钟。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我要申请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3月26日：中国！今天起得颇迟，因为昨晚的关系。花了大半个上午在唐纳德的房间里讨论中国。克劳提神父下到我们这里来，带了些照片，关于他昨晚所讲的。看起来，将有一个不小的美国殖民地，从罗马的圣安塞尔，移民到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如蒙上帝恩准，我也是其中之一。

1031年3月27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中国。我呼吸，吃饭，睡觉，都是中国，我想对于我们“中国小组”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

当我的外祖父接近他修道誓愿时，上级通知说，他将被派回阿肯萨斯。我的外祖父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感受到上帝的召唤，去中国服务。而他的上级回击道，有时上帝就是这么做的——偶尔他会给年轻人一个假的召唤，只是为了测试他对地上的上级的忠诚度，而有时你真的感觉到你是要去中国的，但事实上，你应当去阿肯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