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中国生活

涪陵的礼拜天早上八点，我会去教堂参加弥撒。在头一年的春天里，我独自一人前去弥撒，而到了秋天，我就和诺林芬尼根一起去了，她是新派到涪陵的志愿者之一。有两个人——诺林与桑尼法斯。突然，外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好像有点奇怪，而亚当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对自己头一年的生活规律感觉已适应了，而我们的关系总是很容易的——我们很亲近，但同时又可以单独安排自己的时间。这城市以及这学校都有些部分是由我们单独去发掘的，而我们从不去干涉对方的日程。

在一个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用不了很久便会对其产生占有欲。亚当和我都不曾见过其他的外国人，除了偶尔来访的朋友，而我们与和平队的联系可算迷你型的。两个行政人员在头一个月里曾经拜访过，之后我们就只有自己了。涪陵距离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很远，而没一个行政人员喜欢坐长江上的轮船，太慢了，也危险。在春天里，两艘涪陵的轮船在接近重庆的水域相撞了，事故相当严重，死了超过十二个人，而有好几次我见到了江面上的弃船，正在不同程度没入水中。我总是很小心地把这些故事传达给和平队，是以他们更不愿来访了。让我们独自呆着，情况会更简单一些，而大部分时间我们的确是如此。

但现在我们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为这种转变担忧。然而，到了后来，它并没造成什么后果。学校里的生活有了一点不同，但这城市却足够容纳四个外国人。在头一个学期里，诺林与桑尼就跟当初的亚当和我一样；他们被涪陵下城区的那种压力感所震惊，而他们俩人都很少离开校园。

诺林是父母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纽约的，那是她参加礼拜日弥撒的一个原因。但她首次提到她的父亲曾在爱尔兰种土豆，一个农夫，外办的代表王先生，显得兴奋起来。“那你的父亲是个农民！”他说。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想。“唔，”她说，“他曾经是个农夫，在爱尔兰。”

“但你说他从前很穷，是不是？”

“唔，是的。”

“所以他是个农民！”

“唔，我猜是的。”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这学校的大多数学生也是农民！”

诺林对中国的等级社会背景所知甚少，而她问我，如果人们说你的父亲是个农民时，你该如何反应。但在中文里，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对应farmer——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是农民，字面意思为“农业人民”，而在英文中，它通常被翻译为“peasant”。在某些意义上，这是个不准确的翻译，叫人想到封建时代的欧洲，但一个“farmer”那样的字眼也不准确，因为没有传达出在中国种田的那种暗含的贬义。大约75%的人乃是农业人口，而这些人与中国城市人口的差别，乃是中国最惊人的鸿沟之一。涪陵这儿的城里人，一眼就能认出一个农民，而他们经常是偏见与轻视的对象。即便那个字眼儿——土——也可以用到人身上作为贬义的形容词。

但我们有许多学生来自农村家庭，这些偏见在校园里并不强烈。在一个班四十五个人里，经常只有不到十个人在城市里长大，而那些城市往往比涪陵更加偏远。几乎没哪个学生会有很多钱，这就意味着，不太会看到因为优越而带来的势利眼，以及因为来自下层社会带来的敏感。当我问同学们他们的父母做何生计时，他们总是用英文回答道，“我的父母是农民。”

起初，这种回答让我觉得尴尬，因为同学们很自然地用上这个封建字眼。一次我向一个新生问到他的家庭，而他说，“我的父亲是个农民，我的母亲是个扫工。”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的母亲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