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途

七月三十一日这一天，她抬脚迈出了这座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金碧辉煌的国际大酒店，从此离开了国际组织筹划的世界，作别了各种会议和各类庞大机构——这些场所四处飘散着那种隐形的、丰裕得被人视如草芥的金钱气息。她离开酒店前，只喝了点儿咖啡，吃了几块蛋糕，就花去了两英镑，但她想都没想看一看价格清单。她走到街面上，一位出租车司机想多要几便士的车资，她着急地轮换着用三种语言叽里呱啦地与他讨价还价。

她就拎了一只行李箱。行李打包她是行家里手，箱子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都能被她充分利用起来，因为这么多年来，她成天替那四个世界公民级别的孩子买这买那、整理行李，那几个孩子穿的用的，可全都是世界各地最繁华街道商场销售的上等货。她听说阿梅德的妻子和她身材差不多，就送了几件新买的时髦衣衫给他妻子。阿梅德拿着衣服，双手微颤，难以置信，也有点不愤——她希望令他愤愤不平的不是她，只是社会现状——与阿梅德合作的这一个月里，她目睹了阿梅德的八面玲珑和自制隐忍。

她身穿一袭炫目的粉裙登上飞机，这身裙子和她的红头发和晒不黑的白皙皮肤形成强烈反差——土耳其本地人不是天生黑，就是经不得晒——和他们在一起，她的肤色本身就够抢眼的了。她拿了《巴黎竞赛画报》《今日风采》《卫报》《时代周刊》和《世界报》看，杰弗里拿的是《巴黎论坛报》《国际时代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等到他俩把双方手中的报纸都看完的时候，飞机刚好飞在直布罗陀海峡上空，两三小时之后，他们已经在马拉瓜喝开胃酒了。

她的耳朵再一次遭受严厉责备——西班牙语比土耳其语更令她为难，因为她知道它邻国的语言。她的四周都是她毫不费劲就能听懂的语言：此处是食客和服务生活动的中央舞台，说西班牙语的全都在舞台之外，但是等到台上的嘈杂声消失之后，台下就会再次响起含糊不清的话语：西班牙语在自己的海边城市只是多余的小角色。

从六月初起，各地游人便陆续拥入这个阳光海滩，到现在几乎已经水泄不通了，不难想象，假如从空中俯瞰，这个半岛肯定负重下沉，四周是波涛翻滚的大海——一侧是蔚蓝的地中海，一侧是灰蒙蒙的大西洋。不用多久，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将身穿花花绿绿的衣服，撑着遮阳伞，戴着太阳镜，连同他们入住的酒店、娱乐的夜总会和享用的酒家，纷纷在岛上粉墨登场。

在一棵高大的木槿树和几株蓝茉莉之间摆了一张桌子，那几株蓝茉莉在灯光的照耀下，变成蛾子般的灰色，看不到原本的蓝。桌边的一对男女没有面朝人群而坐，显然他们不愿看沙滩上的人潮。他俩的手时不时地碰一碰，甚至紧紧地握一握。还亲吻了一两次，都是蜻蜓点水般的，中规中矩，颇为滑稽。或许旁人也注意到了，他们的目光老是看着别的什么地方，眼神非常专注，但是视线不是落在与己同类的人群当中，而是落在正在沙滩上嬉耍的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身上。那些年轻人没有下海嬉戏，没有：多亏老天有眼，那种玩法显然无异于玩命。如水的月华照得海面波光粼粼，水面下危机四伏，不让或者近乎不让人类躯体与之接触。海里的确有一两个人在游泳，向世人表明自己自信或漠然的态度：将躯体交与这样的大海的举动已然就是一个宣言；我们往往可以通过一个人所点的菜肴，下不下水游泳，让不让孩子踩水玩儿，推断出他看待未来的态度。比方，在餐馆里，男的会煞有介事地点道本地鱼，那气势那眼风，整个餐馆都感觉得到他的情绪，今晚我很躁动。换了从前，在一家推崇香槟寓意的酒家，他要的就是香槟。同样，在和煦的早晨，看到走进大海的女孩，人们会看上几眼、扮个鬼脸或耸一耸肩：那个女孩，她不怕，可我怕，我才不冒那个险呢。但是，既然身体不敢亲近这片曾经半夜三更人们还在里面戏耍游泳的海域，来自各国的年轻人如今便在方圆几百英里的海滩上弹吉他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