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朋友

作者的序文，在这里作者对他返回德国之前的经历作了交代。

我想，每一个有机会做了那些不同寻常的、不大好懂的事件的见证者的人，都有义务把那些事件给记载下来，真诚地、不加任何成见地给描写出来。最近这十二个月，我就亲身经历了一些颇为奇诡的事件。我得把这番经历原原本本地记述下来，不加丝毫的夸张与粉饰。我要对魔鬼那秘不可测的权力及其势力范围作一番研究。不过，驱使我从事这件挺复杂的工作的动因又不仅仅是这一愿望。吸引着我的还有这样一种机遇——在这一叙述文字的字里行间敞开自己的心扉，犹如面对那我并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去作无声的忏悔，因为我再也找不到一个人而可向他作悲伤的坦白，然而一个阅历太广感受太多的人总是难以沉默。厚意的读者诸君，你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朴实无华的叙述，我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去理智地评价我所观察到的一切，正是为了让你能看出来，我是在作这样的努力，我想先用三言两语告诉你我的全部命运险遇。

首先我要说的是，当我接触到自然界那些深不可测的东西、那些神秘兮兮的现象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不是一个没有多少经验、尚且喜好夸张的青年，那时我已跨过那个把我们的一生切成两段的分界线。我于公元1504年岁末出生于特里尔(1)大公国，我的生日是2月5日(2)，圣阿迦塔之日，那是星期三，我的出生地是戈赫瓦尔德山谷里一个不太大的村庄，那地方位于洛兹海姆。我的爷爷是当地的一位理发匠，兼用放血等土办法给乡民治病的土郎中与外科医生。我的父亲呢，他从我们的侯爵大人那儿得到了特别优待，也操起医生的职业。当地居民总是高度赞扬我父亲的医术，或许，一直到如今，若是生了病他们还是要跑到父亲那儿请他悉心查诊。我们这个家一共有四个孩子：两个男孩，包括我在内，与两个女孩。男孩中最大的一个是我的哥哥阿勒尼姆，他在把父亲的手艺顺利地学到手之后，行医为生，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学校里他均被接受为特里尔医生行会的会员；两个姐姐呢，她们也都心满意足地出嫁而安家了——大姐玛尼亚嫁到梅尔齐希，二姐路易莎则嫁到巴塞尔(3)。我，这个在接受神圣的洗礼时被命名为鲁卜列希特的男孩，是我们这个家庭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哥哥与姐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而开始独立持家时，我还是一个婴孩呢。

我这个人所受的教育怎么也不能说是最优良的，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智力与悟性在哪一点上会比那以双料博士或三料博士而自豪的某些人要差一些，尽管如今在生活中已经拥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五花八门的认识世界的途径，我的这种自信并没有失去。我的父亲当年曾幻想我成为他的接班人，他要把他那丰厚的遗产、他自己所爱的事业与他本人的荣誉全部传赠给我。就在刚刚教会我识字、打算盘、粗通拉丁文之后，父亲就让我去接触那些药剂配方的奥秘，去熟记吉波克拉特的那些警句箴言，去阅读约翰尼基·西里斯基(4)的医学著作。可是，我这个人自幼就仇恨那种整天坐冷板凳终日去研读的苦行当，那行当要求你一心不二用，要求你有非凡的耐性。只是奈于家父的一再坚持——他以老人素有的那股固执劲儿丝毫也不动摇自己的意图，只是奈于母亲那不懈的规劝——母亲是一位善良而胆怯的女人，我才把医学当成自己的学业。父母的执著迫使我在所研习的医学上倒也有所成就。

我十四岁时，父亲为了让我继续受教育，就把我打发到莱茵河畔的科隆城，送到他的老朋友奥特弗利德·格拉尔得的家中。父亲以为，在与同学们的竞争中我的勤奋就会增长起来。可是，在科隆城，那时天主教多明我修会的修士们与约翰·莱伊赫林刚刚展开了一场可耻的斗争，在这座城市里的那所大学当时并没有在我身心中激活对科学特别的钟情。在那个年月里，那儿也开始了某些变革，但在那些讲师们之中几乎完全找不到我们那个时代新思想的追随者，神学系依旧耸立在这座大学的其他的系科之中，犹如那高高地矗立在屋顶之上的塔。教师们要求我背诵亚历山大的《问学箴言》(5)中那些六音步长短短格的诗句，要我去啃彼得·伊思班斯基的《文集》(6)。如果说我在大学岁月里毕竟也学到了什么，那自然不是在那由衣冠楚楚的讲师们照本宣科的“正经的”课堂上，而是要归功于那些衣衫褴褛、到处流浪的教授们所开设的讲座与讲演，那些衣着寒酸的老师时不时地在科隆城的街头上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