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对话（第3/4页）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和现实生活。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我觉得巴金的《家》伟大之处也在这里。人们经常形容一部作品像史诗。史诗不单是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变化。

　　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

　　我们设想和创办的白鹿书院，借用了小说《白鹿原》里虚拟的那个书院的名字。书院主要搞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冷静地、客观地对待这个民族一脉传承下来的东西的时候。开掘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重新回首来看传统文化，关于人道人文人性，包括做人的一些精神品质方面，这些东西当然应该继承。

　　我们国家引进和建立现代教育之前，传统教育最高的形式就是书院。书院培养出了好多思想家、政治家，也出了一批人文专家。成立这个书院，一个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另一个就是，搞一些文学交流活动，搞文学创作和研究，包括对一个具体作家和一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尤其是促进青年作家创作的发展，甚至包括图书出版。

　　白鹿书院对正常的教学来说是一个补充。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也不敢用一个词：培养。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白鹿书院只是提供一种服务和环境，促进他们创作发展。如果能培养作家，我为啥不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三个娃没有一个搞创作的。谁都不具备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作家的能力。

　　陕西青年作家的发展，是我多年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陕西40岁以下的作家，连续出版几部长篇小说的，有几十个人，但几乎没有一部小说在全国打响的。应该说这不是文化素养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作家普遍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学历最高的是贾平凹和路遥，我和京夫、邹志安都是高中毕业。创作发展一时上不去，不能怨天尤人。文学创作的神秘性可能就在这里。

　　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有影响力，但又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性。作家的成长和作品的诞生是个自然的过程。你既难揠苗助长，也不能靠炒作去催发。我们能做的是，按文学规律来促进青年作家的发展，促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新农村不能离开现实而空想

　　我当过官，当过最低层一级政府的小官，是上世纪70年代称做公社（现在的乡镇）的副主任、副书记，前后干了有10年。后来有三四年在区上的文化局当过副局长，这都是实际工作。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体验，对那个时代农民生存形态的了解，就是这20年印象最深刻（此前在乡村中小学6年），那不同于作家兼职体验生活。

　　很实际地说，解放前的农村我不太了解，但现在的农村起码是解放后最好的发展状态。农民能够吃饱穿暖，普遍盖起了新房子。远的不说，自解放以来，一直没能完全解决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饥饿这个阴影始终没有从中国农民心里解除过。土地下户以后，一年就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这个事情说来是很神奇了。

　　我们现在说农村的差距是相对城市而言，我们的农业人口基数和少得可怜的土地决定了这种现实。我现在想，任何国家都很难有什么好办法能很快解决这个差距，这不是哪个领导人的能力，而是我们的现实，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和持续的努力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