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讲 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第4/5页）
贝尔阿司匹林的误导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一般人都会凭经验错误地以为，一句话只要是“真”的，就不可能是“假”的。内容不假（无法用经验证伪），就自然不会在目的上有虚假和有欺骗。
认知缺陷是一个比一般真假辨析更深入的概念。因为，即使是“真”的东西，也可以被宣传拿来起误导和蒙骗作用，这就是宣传的可怕之处，也是我们对它必须有充分思想防范的根本理由。揭露认知缺陷是进一步的揭伪。它要揭示的是一些隐藏得更深、变得更精致也更难察觉的“伪”，包括有瑕疵的推理（bad argument）、不道德的命令（immoral commend）、不确当的类比等等。这里有一个例子，汶川地震一周年时的宣传标语:命运不怨父母，灾难不怨政府，自力创造财富。每句话都对，但是，“命运”与“灾难”，“父母”与“政府”都是不能类比的。这样的类比给灾情不实报、有关部门推逶责任制造了借口，这就是有认知缺陷的有害宣传。
有认知缺陷的话语往往出现在宣传对事情给出的理由和解释中，甚至只要给出理由，就能达到说谎的骗人目的。这是因为，人有因为需要理由，而变得容易接受任何理由的心理特征。心理学家朗格（Ellen Langer）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些人在一台复印机前排队等候，一个一个地印，再让另外几个人去插队。实验结果发现，在那些没有提出理由，只是要求插队的人当中，有60%的人成功。在那些用“好理由”要求插队的人当中（如“我上课要迟到了”），有94%的人成功了，而在那些用“蹩脚理由”要求插队的人当中（如“对不起，我需要印几张，让我先印好吗?”），有93%的人成功了。朗格得出的结论是，理由的好坏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理由与没理由的区别。宣传起作用主要就是因为提供了理由，至于理由的好与不好，那是其次。例如，林彪在党的“九大”上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不久因为“谋害伟大领袖不果而仓皇出逃，自绝于党和人民”。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理由已经足以让他们继续相信伟大领袖的永远正确。
人们相信，或者至少不深刻怀疑关于领袖绝对正确的神话宣传，因为他们有这个心理需要。这样的宣传至少让他们觉得，不管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发生什么灾难，未来都还有希望。“文革”当中，许多人饱受冤屈，仍然相信党和毛主席会弄清真相，这证明当时的宣传是很有效的。在纳粹德国，也常有人说“要是元首知道这件事就好了”。希特勒就算是超人，也不可能事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下面出现错误状况总是难免的。同样，宣传总是有理由坚称，“大方向是正确的，错误只是局部的”、“看问题要看主流”，或是只有“一小撮”坏人在兴风作浪。在极权垮台前的东欧，宣传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大多数人彻底认识到这种政权的邪恶和外强中干都是在它已经垮台以后。一直到1989年东德政权垮台前不久，东德还呈现出一片全体拥护政府的景象。据1989年春“国安部”的统计，全东德只有2500名异见者和60个“死硬分子”。这么高度的全民统一，使得心存怀疑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一定是我自己错了。
东德的宣传极其重视选举投票所展示的全体一致，17次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有16次都是超过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垮台前最后一次选举中，才稍微下降了一点，仅达到98.85%。几个月之后，这个得票率如此之高的政权就垮台了。这么高的全体一致，让所有的外国观察家对东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都觉得不可思议。东德的共产党刊物《青年世界》编辑舒特（HansDieter Schutt）说:“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像扣外套的纽扣，第一颗就扣错了，但要扣到最后一颗，才知道错了。即便如此，有外套还是比没外套来得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