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4/21页）

我对这问题考虑过许久。开头我当然责备一方，后来才逐渐明白，这个奇怪的反常的事实是可以解释的，它本身并无矛盾。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间发生影响，比对一个妇人发生影响容易得多。在教堂内传道，在讲坛上说教，在课堂上讲学，比教育一个孩子容易得多。在讲堂内，在教堂和俱乐部中，共同的志愿和趣味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为了它们而汇集一堂，以便继续发展它们。奥加辽夫小组的成员包括从前的大学同学，年轻的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憎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对于某些人，这信仰事实上并未成为他们的生命问题，他们就相继离开，由另一些人所代替，这种自由选择的亲和作用和具有粘合力的共同信念，巩固了人们的思想和团结精神。

与妇人的接触纯粹属于私人生活，它的基础不同，那是一种神秘的生理亲和性，一种自发的本能。我们先是接近，然后才互相认识。有些人，生活没有一定的目标，思想没有一定的准则，均势是容易建立的；他们一切都无定论，他让步一半，她让步一半；即使不让步，也不足为患。相反，一个忠于自己的思想的人，一旦发现她并非他所想象的那种人，便张皇失措。仓促间，他就想唤醒她，但在多数场合，只是使她惶恐和混乱。她与旧的一切隔绝了，但思想并未获得解脱，她只是被抛进了一个空无一物的峡谷，却认为已经脱胎换骨，于是傲慢，自大，粗枝大叶地推翻旧事物，不加选择地接受新事物。在思想和感情中都是一本糊涂账，一片混乱……这并不奇怪，缰绳丢开了，利己心失去了控制……可是我们却以为已经大功告成，站在讲台上对她继续说教！

教育的才能，就是善于耐心地爱，全心全意地、持之以恒地、忠诚不渝地爱，这是比其他一切更为罕见的才能。关怀备至的母爱，说理充分的辩证法，都不足以完全代替它。

难道不是由于孩子不易教育才责骂他们吗？有时对大人也是这样，因为责骂是容易的。我们自己无能，却用惩罚向他们进行报复！

这是奥加辽夫当时就理解的；正因为这样，大家（包括我在内）才会责怪他过于温和宽厚。

……聚集在奥加辽夫周围的青年人，已经与以往不同。除了我们，只有两个老朋友还在。调子，趣味，活动——一切都变了。斯坦克维奇7的朋友们占了主要地位；巴枯宁和别林斯基站在他们前列，他们每人手执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年轻偏激，而没有这种偏激情绪，就不可能有杀身成仁的热烈信仰。

德国哲学是由米·格·帕夫洛夫8移植到莫斯科大学内的。哲学教研室已于1826年撤销。但帕夫洛夫讲授的不是物理学和农业概论，而是哲学概论。听他的课未必能学到物理学，也不能学到农艺学，然而他的讲课使人获益不浅。帕夫洛夫站在数理系门口向学生发问道：“你希望了解大自然吗？但什么是大自然？知识又是什么呢？”

这非常重要；我们的年轻人跨进大学时对哲学一窍不通，只有教会中学学生对它有些概念，然而完全是被曲解了的。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帕夫洛夫在课堂上叙述谢林和奥凯恩9的学说，他讲课具有雕塑似的明确性，没有一个自然哲学家比得上他。如果说他还不能在一切方面做到透彻明了，那么过错不在于他，而在于谢林哲学的晦涩难懂。帕夫洛夫应受责备的，毋宁说是他停留在这哲学的《摩诃婆罗多》10上，没有经历黑格尔逻辑学的严峻锻炼。但他甚至对自己的专业也没有超出引言和概论一步，最低限度，他的教学内容是这样。这种停留在入门阶段不想登堂入室的现象，这种没有屋顶的房屋，没有房屋的地基，这种通向简陋住所的华丽前室，是完全符合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我们满足于前室，不正因为我们的历史还刚刚在叩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