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2/21页）

……但不久这环境中也吹来了一股逆流，令人想起春天已经过去。当团聚的欢乐平息，酒筵散席，当重要的话题已经讲完，应该继续前进的时候，我们发觉，那无忧无虑的欢快生活，我们从回忆中寻找的一切，在我们的圈子里，特别是在奥加辽夫家中，已不复存在了。朋友们高谈阔论，争争吵吵，有时觥筹交错，但并不愉快，较从前已大为逊色。每人都隐藏着内心的想法，不能畅所欲言；气氛有些勉强；奥加辽夫看了伤心，凯切尔阴郁地扬起了眉毛。在我们的和声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那种刺耳的噪音；不论奥加辽夫的热情和友谊多么丰富，也无济于事，无法消灭它们。

我顾虑重重、担心了一年的事，毕竟发生了，而且比我预料的更糟。

奥加辽夫的父亲已于1838年去世；他死前不久，奥加辽夫结了婚。他结婚的消息使我很吃惊——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关于他妻子的流言蜚语，我也有所耳闻，对她不是很有利的5。虽然他的信写得兴奋而甜蜜，我也更相信他本人，但我还是为他担忧。

1839年初，他们到弗拉基米尔来过几天。从奥兰斯基向我们宣读判决书以后，这还是我们初次见面。我不想多作评论，只记得开头几分钟，她的声音在我心头引起了不愉快的反应，但这印象转瞬即逝，消失在兴高采烈的欢乐中了。是的，这是个人幸福完美无缺的日子，在这些日子中，人们接触到了个人幸福的最高极限，却根本不会想到它的最后边界。没有丝毫阴郁的回忆，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有的只是青春，友谊，爱，充沛的精力，无限的能量，健康和远大的前途。那时还没完全消失的神秘主义情绪，也正如钟声、赞美诗和明亮的枝形烛台一样，赋予我们的会见以庄严的节日气氛。

我房中一张桌上，放着一个耶稣受难像的小铁十字架。

“跪下！”奥加辽夫说，“为我们四人的团聚，让我们感谢上帝吧！”

我们跪在他旁边，一边拭泪，一边拥抱。

但是四人中有一个人未必需要擦眼泪，这就是奥加辽夫的妻子，她看到这场面有些惊讶；我当时以为这是矜持，但后来她亲口对我说，她觉得这场戏是牵强的，幼稚的。我想，在局外人眼中可能是这样，但为什么她要站在旁观的立场上，为什么在普遍的陶醉中唯独她清醒，在这青春的激情中唯独她老成持重呢？

奥加辽夫回自己的庄园，她前往彼得堡，为他办理重返莫斯科的事。

过了一个月，她再度路过弗拉基米尔——这时是一个人。彼得堡和两三家贵族客厅迷惑了她的头脑。她爱好华丽的外表，向往富贵的生活。“她能与这人和谐相处吗？”我想。这么背道而驰的情趣，可能产生许多不幸。但财富、彼得堡和沙龙，对她都是新鲜的；也许这只是一时的诱惑——她生得聪明，又爱奥加辽夫，因此我仍抱有希望。

在莫斯科，人们担心她的转变不那么容易。与文学艺术界人士的交往，相当迎合她的虚荣心，但这还不是她的主流。在贵族的沙龙中，给文人学士们留一角席位，她会同意，但同时却尽力把奥加辽夫拉向空虚的世界，那个使他感到窒息的世界。一些亲密的朋友开始觉察这一点，凯切尔早已皱起眉头，现在严峻地发出了警告。性情急躁、自尊心极强的她，不习惯约束自己，侮辱了与她同样容易激动的人的自尊心。她桀骜不驯，态度生硬，对人冷嘲热讽，而且声音怪腔怪调，初次见面就引起过我的不快，现在这一切招来了强烈的反击。她与凯切尔争吵了两个月（凯切尔虽然在道理上是对的，方式方法却总不对头），又引起了几个人的反对，这几个人可能因物质地位不同，因而过分吹毛求疵；最后，她把矛头指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