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四章

1839年6月13日1

这是1838年末一个漫长的冬夜，我们照例坐着，没有旁人，我们读一会儿停一会儿，谈一会儿沉默一会儿，或者在沉默中继续谈话。屋外非常冷，屋内也不怎么暖和。娜塔莎觉得不大舒服，躺在沙发上，盖着一件披肩，我坐在旁边地板上；读书并不顺利，她心不在焉，琢磨着什么，似乎有心事，脸色变化不定。

“亚历山大，”她说，“我有个秘密，你走近一些，让我对着你的耳朵告诉你，哦，不——你自己猜吧。”

我猜到了，但要她自己告诉我，我希望她向我报告这个消息；她对我说了，我们互相望了一眼，心情激动，眼中噙着泪水。

……人的心对欢乐和幸福的感受能力是强大的，只要我们不为琐事所吸引，善于用整个身心迎接它们。妨碍当前的感受的，通常是外界的骚扰，无谓的忧虑，自寻烦恼的执拗心理，这一切尘埃都是在生命的中途，由追名逐利和庸人自扰的生活习惯所造成。我们浪费和虚掷了最好的年华，仿佛它们是取之不尽的。我们在必须用双手握住幸福之杯的时候，却总是想到明天，想到下一年，但生活是慷慨的，不必我们要求，就会把杯子斟满，送到我们面前，我们应该举杯痛饮，直到它被转移到别人手中。大自然是不爱把杯子长期留给一个人的。

我们的幸福似乎已达到饱和点，没有什么可以增加了，然而未来的婴孩带来的消息，又在我们心中打开了新的天地，那里充满着我们从未领略过的喜悦、忧虑和希望。

带点不安和焦急的爱情，变得更温柔、更体贴了，它关心着未来的生命；两个人的利己主义不仅变成了三个人的利己主义，而且两个人要为第三者作出自我牺牲；家庭是从孩子开始的。新的因素跨进了生活，一位神秘人物已在叩门；客人来了可以走，这个人却是不可少的，是热烈期待的。他是谁呢？没人知道，但不管他是谁，他是一个幸福的陌生人，在生命的入口处，他将受到多么热情的接待！

这里还有痛苦的焦虑——他能不能活着生下来呢？不幸的例子那么多。医生对问题笑而不答——他是不知道，还是不愿讲呢？一切对外人都还隐瞒着，没有谁可问，而且也羞于启齿。

但是孩子却在报告生命的消息。这未来的生命正向外挣扎，舒展自己还不完备的机体，这些最初的活动给心灵带来了一种感情，世上最崇高、最神圣的感情；父亲凭这最初的启示，祝福着新生命在未来的降临，要让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位置。

有一次一个法国资产者对我说：“内人，内人……”他向四周看了看，见既无女人也无孩子，这才小声继续道：“她怀孕了。”

确实，一切道德概念就是这么混乱，怀孕被认为是有伤大雅的事；一边要求人无条件尊重母亲，不论她是怎样一个母亲，一边又掩盖分娩的秘密，而这又绝非出自尊敬的感情和谦虚的心理，只是为了维护礼法。这一切无非要把欲念理想化，给男女关系披上修道士的外衣，对肉体进行诅咒和排斥；这种不祥的二元论把我们当作马格德堡半球2，拖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让娜·德罗英3虽然信奉社会主义，却在《妇女文集》中提出，将来生孩子会改变。怎么改变呢？改得像天使下降一样。就是这么个意思。

正义和光荣属于我们的导师，老现实主义者歌德：他敢于把怀孕的妇人与浪漫主义的纯洁少女相提并论，用自己有力的诗句塑造未来母亲那起了变化的形体，把它与未来妇人那柔软的四肢同等看待。

的确，妇女在狂欢之后的甜蜜回忆中，还背负着爱情的十字架，它的全部重量都压在她身上，她牺牲了美和时间，忍受着痛苦，以自己的乳汁喂养幼小的生命；这是最优美感人的形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