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导读韩松的『鬼魅中国』（第5/7页）

在韩松早年的成名作《宇宙墓碑》（1991）中，人类存在的意义，凝缩成了遍布宇宙的黑色墓碑，悲壮而凄凉，却又诡异且无足轻重。用能保持数十亿年不变原形的材料修筑的坟茔，“象征宇航员在宇宙中不可动摇的位置”，试图确认这一种族的存在价值。而墓碑的集体神秘消失，却把星空的深不可测推向极致，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显得不堪一击。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本不该到宇宙中来”，“这个好心的老宇宙，它其实要让我们跟他妥帖地走在一起、睡在一起，天真的人自卑的人哪里肯相信！”。而后来的考古学家毕其一生也无法参透宇宙大开发时代的修墓风俗，这里既有对宇宙的迷思，也流露着浓浓的时代愁绪：塑造今人之为今人的“历史”，却成了蛊惑人心而又难以接近的魅影，成了无法理喻却又不能摆脱的包袱。故事中的迷惘，也是故事之外一代人的困惑：我们从来无法真正走入“历史”，而这意味着，我们既无法走近过去，也不知怎样走向未来。

这样的断裂感或剥离感，在较近期的作品《绿岸山庄》（2009）中被进一步发挥：一位民间的UFO爱好者，由人类为了生存而改造自然推断出，更高级的智慧生物会为了竞争而改造恒星，修改宇宙常数，甚至改变时空结构，由此他认为宇宙必然是“自相矛盾”的。这个观点给予了物理学家灵感，提出了新的宇宙模型，最终从理论上证明了宇宙的“伪性”，由此又衍生出新技术，让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制造自己的宇宙。故事中，“弟弟”在宇宙中以亚光速旅行了几个月后回到40年后的地球，与早已白发苍苍的哥哥相见，却闭口不谈他在宇宙中究竟看到了什么，而他离开时的那个存在了一百五十亿年、曾被认为真实的宇宙早已虚幻不堪。作者有意以含糊的手法暗示：“弟弟”可能早已在“父亲”发现宇宙的伪性之后就被杀死了，回来的人不过是“哥哥”所制造的那个宇宙中的一个幻影。借用“双生子佯谬”[1]，韩松把狭义相对论的哲学内蕴变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象征：在彼此错过的参照系里，一代人为了祖国的荣誉所作出的牺牲，在宇宙本身变得不可靠之后，失去了它的意义，沦陷成一种带有恐怖色彩的神秘而不可解的存在，由此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悲凉和惶惑。这既是对中国在现代蜕变中那种莫名和无所把握的感受的一种幽隐表达，又是对万事皆空相的一个慨叹。

因此，科幻写作之于韩松，既是有力的社会批判，又是生命个体自我实现的一种“修行”。而他的“鬼魅中国”，既带有隐晦的政治抗议成分，是中国现代化的“民族寓言”，又超越了“民族—国家”层面，成为对宇宙和生命的普遍追问，带有浓重的哲理甚至宗教色彩。这双重态度，决定了韩松的独特风格：偏爱第一人称，时空错置和历史反转，无法解释却颇有味道的神秘情节，对暴力的直观展示，晦涩褶皱而饱满多汁的语言，等等。主人公通常是软弱的、自卑的、压抑的、欲望扭曲的，要被各种鬼魅所挫败，似乎总有些人比他知道更多的真相，但最终发现所有人的命运都遭受不可知的、更为神秘的力量所操控。读者只能收集真相的碎片，却发现它们互相矛盾，分别指向不同的解释，无法拼成一幅完整的、自洽的、统一的异世界图景。

这样一种有意遮蔽的表达，使得他早年的小说集《宇宙墓碑》偏离了叙事散文的形态，而被赋予了诗的内涵。这一组由二三十岁的青年韩松写下的诗篇，流露出惊人的早慧，诗人或修道者的气质在那些清泉般凛然的语句中汩汩滔滔。

在他最负盛名的大部头著作《红色海洋》里——这部2004年出版的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博杂、晦涩，至今尚未有人给出足够深入的解读——在所谓的“现在”，核战后幸存的人类在海洋里互相蚕食，而“未来”却是中国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抵达了欧洲，可即便如此，仍然无法修改东方覆灭的命运。过去、现在、未来被有意颠倒，中国乃至人类的历史成为颠倒的、循环的、多义的。而在《地铁》（2011）中，作者似乎有意隐藏了“设定”的部分内容，只露出冰山一角，情节的晦涩达到一种极致，没有条理分明、系统完整的情节，五个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短篇，构建出一幅破碎的文明崩解图：末班地铁把昏睡中的乘客变成了空心人，神秘的外星人将他们装进玻璃瓶中劫走，偶尔惊醒的乘客看见这一切，试图查明真相却处处碰壁，最终也失踪。地铁继续不可思议地一往直前，遭遇离奇变故的人则在这幽闭空间里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进化/退化剧目，继续着为生存而“吃人”的故事，释放着人性深处的恶与无奈，背后隐隐浮现着中美之间为了文明生存而进行的竞速实验。在白种人的天空（飞行器）与黄种人的大地（地铁）之间的竞赛中，谁也没把握说末日的来临究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拼命通过地铁来寻找前进道路时的实验意外，还是冥冥中的外星人力量在世界末日后制造的幻象。而后末日时代，退化的民族在地底的挣扎，注定是徒劳，早晚要被进化的鼠类取代历史主角的地位，一代代人对真相的追寻，直到最后一对少年男女重返祖先遗留的废墟，才终被证明为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