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导读韩松的『鬼魅中国』（第3/7页）

韩松认为，和现实主义文学相比，科幻在批判和揭露现实方面有其独特优势：超越民族劣根性批判，“进一步探讨在技术文明背景下中国人日益进化着的诡诈、卑鄙和阴暗，一种以信息化、法治化和富裕化为特征的新愚昧”。其实，与其说是“超越”，不如说是完成历史遗留的任务。“五四”一代人曾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认为这两者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并将其亲切地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过，鲁迅早已清醒地意识到，“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但现代科技究竟怎样被歪曲、利用成为权力和私欲的工具，这一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写作中，长期未能得到特别深入和有力的讨论。

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中国人已经开始尝试书写自己的科幻小说，迎来了中国科幻的第一波浪潮。作家们或者根据自己对科学的理解来普及点滴的科学知识，或者通过科幻对现实的变形能力，来讽刺社会的黑暗，并在家国飘零的忧愤中为中国打开了一个未来的维度，将整个民族想像为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向前的共同体，叙述着民族在强大科技的帮助下复兴的神话，暗示现在的困顿或疮痍将通过读者的努力，在时间的催化下于未来获得解决。然而，这些狂想曲终因科技不发达、内忧外患的残酷现实而无所依附，因此不能形成强大的传统，最终淡出人们的视野。

到了民国时代，重要的作家们主要致力于个人解放与民族独立。尽管青年时代的鲁迅写有《中国地质略论》（1903）、《科学史教篇》（1907）等科学论文，还曾经译介过凡尔纳的作品，甚至推崇过科幻这一文学类型，但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小说写作，却专注于对历史的思索和对现实的批判，而对最适于探讨科技问题的未来这一维度则并未直接涉及。另一位提倡个人解放的文学巨匠巴金，在晚年谈到凡尔纳时，回忆到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主要探讨人生的生存与解放，与吃人的社会作抗争，因此没有精力过问科学小说”。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大体上仍然延续普及科学知识（以顾均正1940年的《和平的梦》为代表）和讽刺现实（如老舍1932年的《猫城记》）的路数。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受到苏联和凡尔纳影响的科幻小说属于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致力于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对明日共产主义的憧憬，充满了科技无往不胜的乐观，其形态也显得较为纯粹：近未来（很少超出一个世纪的未来）、近空间（很少超出火星轨道）、纯技术（缺少人文主题和哲理思考）、窄视角（多数限于国家和民族之内）、少儿化。直到19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一批科幻作家那里，对现代性与科技的反思才在虚构文学的领域里获得了广泛、深入、成熟的探讨。韩松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持续地关注和了解当代科技的动向，对科技给人类生活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怀有浓厚的兴趣，并采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讨论用技术武装起来的现代鬼，对“五四”以来提出的诸多文化命题进行了拓展和再思考。

鲁迅在1922年为小说集《呐喊》所写的著名自序中，曾把当时的中国比喻为一个“铁屋”，人们在昏睡中走向死亡却并不怎么痛苦，一旦少数醒来的启蒙者大声呐喊，把人们叫醒，却发现铁屋难以破坏，那时只能让人们更加痛苦，启蒙者陷入了“希望”和“绝望”的困境中。而在韩松的《我的祖国不做梦》（2003）中，鲁迅提出的“从昏睡入死灭”的命题，在新的时代中竟然演变成了“从昏睡入强盛”。故事中，白天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夜晚被神秘的“黑暗委员会”所操控，以梦游的方式工作，效率奇高。主人公“小纪”因为遇到来调查此事的外国记者而知道真相，并发现自己美丽的妻子在梦游中成为某“要人”的玩物，愤怒的小纪意欲向要人报复，但原本软弱的他被“必须以梦游实现中国的强大”这一理由所挫败，认同了“在这个风云突变、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中国人是可以不做梦的”的道理，在痛苦和崩溃中只能选择带着梦游中的妻子自杀。在这里，国家的崛起成为不容辩驳的理由，个人权利的牺牲成为理所当然，在技术协助下的“昏睡”，成为必要的选择，惊醒者的“呐喊”反而不合时宜，只能以自我毁灭来结束精神分裂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