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内战的世界（第5/13页）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深入到冲突中，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17 000多个生命逝去之后，直到2012年7月才做出结论，认为叙利亚的情况确实是“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武装冲突”。[30]只有在这个结论之后，各方才能确定受到《日内瓦公约》相关条款的约束。[31]国际组织们不愿意将一场冲突称为内战，在21世纪变得非常普遍，因为有太多利益——政治的、军事的、法律的、民族的利益都取决于是否使用内战这个术语。因此，一套法律的协定被设计出来，旨在将内战中的行为人道主义化——将人道主义的限制条件引入内战，最小化人类牺牲，或许最终的结果是限制了国际参与者为此付出努力。要看这个矛盾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社会科学中内战是如何被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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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天的社会科学变成思想史，一个几乎必然要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研究了如此之多的主题，却少有关于暴力的政治混乱——内部战争的研究？”[32]在此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听到一个来自过去的人，从问题的源头跟他们诉说。想到这位参与者是在1963年与我们对话，是有点令人不安的，而且他还已经在等待一位思想史学家来确定他在相关领域的位置。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1924—1999）教授提出的问题一直是十分有洞察力的。

艾克斯坦教授清楚地知道，学界早已对内战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即内战一无是处。相应地，内战曾是一个像灰姑娘般的研究对象，与其他所有的学科都不太具有相关性。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开始受到“冷战”的启发，后来是去殖民地化战争的激励，美国社会科学家——他们通常都受到来自兰德公司和其他类似的军事、学术结合的组织的支持——对笼统地被称为“内部战争”的课题大大增加了关注度。这一类别包括了从游击战到叛乱战争，再到内战、政变和革命的一切内容。[33]艾克斯坦教授的呼吁并没有如他所愿那样得到积极或热烈的响应。尽管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领导了一个对内部战争的研究团队，其中包括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奇怪的历史学家，但进展依然很慢。在1970年，最早系统性研究此课题的一位学者不无惋惜地说：“关于内部战争的概念这个关键问题，还处在理论上的早期阶段，令人满意的有关内部战争的理论既没有被整理出来，也没有被重视。”[34]

在1968年春天，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在越战期间举办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听证会，名字叫“革命的本质”，含糊不清的内战含义在此时得到了公开展示。这些听证会由参议院议员J.威廉·富布莱特（J. William Fulbright）主持，并且传唤了有名望的学术界证人，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1898—1968）和他的年轻同事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1919—1986），后者是政治学者并在学习自由主义。在听证会的最后一天，一位年轻的普林斯顿政治学者约翰·麦卡利斯特（John T.Mc Alister），试图解释这种冲突有多么棘手，他指出，美国并不是在“打一场纯粹的内部事务相关的内战”，而是正在卷入“一场涉及所有越南人民的革命战争”。参议员富布莱特立刻就问，是否在革命战争和内战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呢？麦卡利斯特认为是有的：“在内战中，包括我们自己的内战，参战的一方会有分裂出去的目标。在革命战争中，相反……主要的目标是团结……（并且）会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涉及要重新立宪以建立基础的政治秩序。”接下来在这两位南方人之间发生了一段奇怪的对话——富布莱特参议员来自阿肯色州，而麦卡利斯特来自南卡罗来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