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内战文明化（第7/12页）

美国陆军军官亨利·哈勒克（Henry Halleck）在其《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1861）中花了大量篇幅来攻击瓦特尔关于内战的观点，彼时正是美国内战冲突的早期阶段。他的观点非常实际，不仅能运用到当前的实况中，而且亦可以由此升华。他同意瓦特尔，认为交战双方应当按照战争法来对待对方。但是瓦特尔认为，外国势力可以将交战双方看成是两个独立国家，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支持正义的一方，而哈勒克对此并不赞同：“这样的行为将会是对主权和独立性的侵犯。”他说：“当一个省的独立在事实上已经建立”，甚至早在原有的政府给予认可之前就已经独立，外国势力也许会认可“一个反叛省的主权和独立……”显然，他在说此话时想到了美国革命。（在此基础上，早在英国根据1783年《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的独立之前，法国和其他国家就已经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外交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但是，他依然强烈地谴责瓦特尔关于“外国可以参与邻国内战”的观点。这是对造成国际混乱的特许，“因为它会导致对他国内政的无限制干涉”。[38]

在这场争论中，很多情况下都取决于内战到底指的是什么。哈勒克后来在其著作中为内战给出了事实性和历史性的定义。他的定义与他所说的（约米尼的观点）“观念的战争”有所不同——不管这些是不是“政治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又或者是不是宗教战争，比如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战争”——同样，与民族解放战争及反抗压迫的战争也是不同的。[39]他的第一个定义是“继承者”式的，即仅限于“继承者”类型的战争，不管是君主制下还是共和体制下，“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部分，发起对抗性的行动，比如英国的玫瑰战争、法国的宗教战争、意大利归尔甫派与吉伯林派（Guelphs and Ghibellines）的战争，还有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小党派发起的战争”。他又接着说，内战还可以包括“暴动和革命”，特别是当这类冲突中涉及不同派别的争夺或者意图改朝换代时——这也是我早先提到的“超分裂主义”内战。但是，“单纯的叛乱分子……被视为这条准则的例外。因为每个政府都会以自己的法律来对待反抗其权威的人”。用全套的国际法保护叛乱组织，承认它们的合法主权，“既不公正，又会侮辱叛乱者所反抗的原国家”。[40]因此，根据哈勒克的观点，叛乱和内战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么在美国的1861年和1863年及其以后，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美国境内发生的到底是一场叛乱还是一场内战？

不同观点的冲突不仅对政治人物来说是一个问题，对军事指挥者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在联邦军队方面。联邦军应当采用怎样的战争原则来对待叛乱者？战争法是否适用？那会不会形成这样的暗示，即这场战争确实是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这样一场非常规的冲突，是否可能有战斗法则来对其进行约束？如果一方视另一方为叛乱者或造反者，那么他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不法分子？他们的行为应该有所限制吗？而且，是内战还是国际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1861年，林肯的另一位顾问，来自马里兰州的反分裂者和宣传册设计者安娜·艾拉·卡罗尔（Anna Ella Carroll，1815—1894）以瓦特尔的观点反驳了上述这些问题：“这是一场内战，因此政府将会调动一切宪法所允许的力量来征服暴动的武装力量。不过，虽然它可以使用一切权力，但同时也有责任观察现有对待战争的方式。因为谨慎和人性的信条适用于其他战争，也适用于内战。”[41]

最高法院对战利品案的判决，最后的投票是5∶4，他们的观点存在深刻的分歧。这打开了定义内战和其他相关概念的法律大门，比如什么是叛乱和暴动，同时将“战争的惯例”适用于当前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是对定义内战的首次尝试，以回应几个世纪以来的争论和困惑。并非巧合，哈勒克是积极寻找律师定义内战的发起者，他本人是一位国际法律师和军队将领。受他雇用来从事这项细微工作的人就是弗朗西斯·利伯，此人对内战的法学意义思考之深和时间之长，可能胜过同时期的任何人。可惜，即使是他也觉得这个责任太过重大，也许结果仅是徒增困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