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第2/10页）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罗马内战是那些最有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和文学的灵感来源。在《论李维》（Discourses on Livy，约1517）中，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剖析了罗马的混乱，为自己的时代寻找经验教训。蒙田则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来叙述16世纪晚期的法国内战：“内战有一点比其他战争更糟糕，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互相防备。”[11]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戏剧《巴黎大屠杀》（The Massacre at Paris，约1592）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国动乱的影响。内战主题是莎士比亚所有作品的中心，从他的罗马戏剧《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1599）、《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1606—1607），到他的英国历史剧，包括《约翰王》（King John），特别是《亨利六世》（Henry VI）三部曲和《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均是如此。[12]但是，17世纪最流行的英语悲剧并不是莎士比亚的著作——不是《哈姆雷特》，不是《李尔王》，也不是《麦克白》，而是本·琼森的《喀提林》（Catiline，1611），这是根据撒路斯提乌斯对喀提林阴谋的叙述而改编的。[13]

卢坎创作的关于恺撒与庞培之间的罗马内战史诗，为后来的内战创作提供了一个特别灵活的模板。例如，在16世纪90年代，英国诗人萨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1562—1619），为15世纪的英国王位争夺战——“玫瑰战争”谱写了一篇史诗：《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的内战》（The First Fowre Bookes of the Civile Wars Between the Two Houses of Lancaster and Yorke，1595）。当莎士比亚引用丹尼尔的诗来写理查德二世时，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显然也是卢坎的拥趸（反过来，丹尼尔也在1609年剽窃了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来为他的诗歌做修订）。[14]

丹尼尔在讲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上一次”（意思是最新的）“英格兰公民战争”时，他的叙述形式在很多细节上与卢坎一致。熟悉他的读者从这首诗开头的句子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罗马模式对他的影响：

我为内战歌唱，动荡啊！破坏啊！

伟大的国度迎来了血腥的内斗：

民众为外国的战利品欢呼而骄傲，

征服的手伸向了自己的同胞：

亲人反目成仇，兄弟阋墙，

举着相似旗帜的两军对立：

士兵手持弓箭，将军头戴皇冠，一触即发，

都假装是正义，但所有的正义全都已被抛诸脑后。[15]

卢坎的标枪变成了英国的弓箭，帝王之鹰变成了现在的“皇冠”。卢坎笔下这部关于恺撒和庞培扩张及自我毁灭的不朽史诗，被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军队换一种方式重演了。

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卢坎是“共和主义想象力的代表诗人”。当时的英格兰有一部分人对君主制是联邦最佳制度的观点表示怀疑，卢坎的诗歌极大地激励了他们，以及后来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中支持议会反对国王的人。[16]在这些战争爆发前的50年里，诗人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亚瑟·戈吉斯（Arthur Gorges，？—1625）和托马斯·梅（Thomas May，约1596—1650）都翻译过卢坎的《内战记》，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内容。[17]梅扩展了卢坎留下的十卷本，使其涵盖了恺撒的余生，随后不久，他开始撰写第一部关于英格兰内战的史学作品，他将英格兰内战称为“一场远不止内部冲突的战争”，与卢坎遥相呼应。[18]甚至还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共和制的支持者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失乐园》只写了10卷，而不像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那样写12卷，这是对卢坎致敬。[19]“内战诗歌”不断增加，这些作品都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一部分。内战诗歌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反复出现的修辞、形象和主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