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党的招待会

情报活动在进行。有各式各样的情报活动。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内容，那里的每个人都是它的一部分，那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然而那里的每个人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法制止它。对于在大克里姆林官圣乔治厅的每个人来说，这种两重性是生活的一个正常部分。

参加者主要是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又分为四类。

头一类是外交官和政治家。人们很容易识别，从他们那中上水平的衣着、端庄的姿态、随时准备好的机械的微笑、多次祝酒后还能小心措词就看得出来。他们是主宰，自知这点，他们的举止也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类是军人。武器谈判少不了这些管武器的人，他们对武器维护、试验、溺爱总是认为那些管人的政治家们永远不会下令使用。军人们身着制服，多数按相同的种族或兵种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每人抓着一只斟得半满的酒杯和餐巾，那茫然没有表情的眼睛扫视全屋，好象是在一个陌生的战场上搜索某种暗藏的杀机。对他们来说正是如此。一旦政治家们不能自制，生气了，失去远见了，不再可惜断送年轻的生命了，那么，今天这个不流血的战场就会决定将来真正战场的性质。军人们相信一个人只是相对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身穿不同颜色军服的敌人，比对衣着舒适的主子们更信任一些。你至少知道另一个军人的立场，可是你总也摸不透政治家们的立场，即使你本国的也不行。他们安详地互相交谈，注视着在听话的对方，偶尔才停下来很快喝上一者可以说，象那些被自称为主宰的人们牵着的一群猎狗。

要军人们承认这个，也是困难的。

第三类是记者。他们也能从衣着上识别出来，他们乘飞机时衣箱小东西多，不断地装进去取出来把衣服弄得皱皱巴巴。他们没有政治家们的那种高雅的神情和面带的微笑，而是象孩子们的好奇爱问，还有些放荡不拘。他们多数人左手端酒杯，有时拿的不是餐巾而是一个小本子，还有半遮、半掩的一文笔。他们东走西窜，象一些捕食的小鸟。有的找到了愿意谈话的人；有的远远地跟人打招呼，然后走过来打听消息。旁观者从记者们那么快地奔向另一个采访对象，就知道那消息是多么有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美国和西欧记者同他们的苏联对手很不一样。后者多半象往日得宠的伯爵们那样紧紧围在主子们的身边既表现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又可以作为挡住西方记者的缓冲屏障。总起来说，他们是这场戏剧表演的观众。

第四类，也是最后一类，是暗藏的、不能用简易方法识别的一种人。那就是间谍和跟踪他们的反谍人员。他们不同于安全保卫官员，后者只是在屋子四周的墙边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而他们跟那些端着沉重银盘、水晶玻璃怀里盛着罗曼诺夫王室特制香槟和伏特加、来回走动的侍者们一样不显眼。当然有的侍者也是反谍人员。他们在房间各处巡围，竖起耳朵听取一言半语，也许有那么一个太低的交谈声或者跟当晚气氛不协调的词句。一个四重奏弦乐队在角落里演奏着室内音乐，没有谁认真听它，但这也是外交招待会的特色，缺少它反而使人奇怪。屋子里有一百多人，每个人有一半时间在说话，所以人声嘈杂。靠近四重奏的人为了能彼此听到谈论，不得不提高嗓门去压倒音乐，所有这些声音都装在一间二百英尺长、六十五英尺宽、有镶木地扳和灰泥硬墙的大舞厅里，声浪在里边反射回落，达到了能把小孩耳朵震坏的程度。间谍们利用这嘈杂声音和隐蔽身份进行活动，成为宴会上的幽灵。

这里有间谍，大家心里都明白。在莫斯科，任何人都能告诉你关于间谍的故事。你要是偶尔遇见一个西方人，为了某件事作一点正常的接触，那你还是以去报告为妥。假如这种事情只有一次，一位莫斯科民兵的警官（或者是一位带着公文包四处蹓跶的红军军官）在旁边走过，他就会转过头来看看，并作下记录。这可能出于好奇；也可能不是。当然，自从斯大林上台以来，时代变了，但俄国还是俄国，对外国人和他们的思想不信任，是比任何意识形态都要古老的观念。